“拖延症”是时下最流行的网络词汇之一，豆瓣上“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曾被媒体数度曝光，无数旨在克服拖延的时间管理类畅销书也应运而生。然而，“拖延”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了需要克服的“疾病”呢？

作为隐喻的“拖延症”：人类的软弱成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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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rocrastination，前缀pro意为“向前”或“偏好”，词根crastinus指代“明天”，放在一起是“推迟到明天做”。卡尔加里大学商学院的斯蒂尔教授在《拖延的本质》一文中梳理了procrastination在西方社会的缘起，他指出功能型的延迟或避免匆忙曾经是积极正面的，直到西方工业革命，procrastination才变成贬义词：因为现代社会运转需要无数的承诺和截止日期，而拖延影响工作效率和团队合作，令其变成需要被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苏姗·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分析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绝症是如何被人类社会从身体疾病一步步引申到道德批判乃至政治压迫。她写道：

疾病本身一直被当做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疾病被看作是外来微生物的入侵，身体以自身的军事行动来对付这种入侵……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

而作为隐喻的“拖延症”却是反向的运作：不是疾病象征着人类的软弱，而是人类的软弱本身成了疾病。在这里，疾病的概念被滥用了。当人类境况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可以治疗的疾病，宏观的社会问题往往容易被置换成个体担负的责任，而不断扩张的医学术语和治疗方案也将新型的社会控制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关于拖延行为的研究主要来自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企业管理等领域，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了解拖延的心理机制，控制和减少拖延行为，以提高个人和团体的生产效率。加强自我管理的指南性畅销书最早在北美出现，例如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终结拖延症》《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顽症宣战》《万恶的拖延症》《战胜拖延症》。斯蒂尔教授对拖延一词的定义就是“自我管理的失败”，按照这一定义，解决拖延问题就等于发动一场自我的内战，战胜自己的软弱无能，实现精细、理性、高效的自我控制和管理。

让我们读一段来自战拖会网站翻译的拖延症文章：

“‘我们被判自由。’选择和自由是这里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当它们被用于行为和决定的时候。用存在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关键字来说，它是全部责任中最终极的。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并且决定和行动。就算是迟疑和不作为实际上也是决定和行动。你的迟疑和不行动，变成了你的选择和你的行动，也许，你整个的生命。仅仅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到……痛苦。认识到你的迟疑，你的不作为，就是在经历存在主义的苦痛。你被嵌在未来（作为行动结果的那个应该的自我，或者理想的自我）和与那个未来相去甚远的现在的夹缝中。这是一种空虚的感觉。存在主义作家们说在苦痛中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落入期望和行动之间的空隙中。期望和行动之间的空隙是我们和拖延症的共同居所。在这个空间也存在着我们的自我挫败，不作为和迟疑，以及无法与生活和谐相处的痛苦。”

在这里，自由不仅仅是法定的个人权利，也同时成为现代个体必须履行的义务,尤其是“被在用于行为和决定的时候”，它甚至被比作一种“被判”的刑罚。 “拖延症患者”正是一个在“期望和行动之间的空隙”“不作为和迟疑”并因此而感到“自我挫败”和“痛苦”的现代个体形象，而面向“拖延症患者”的劝慰和开导，则是要求个体以“存在主义”的勇气来战胜拖延。在这套话语里，个体化社会的“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法与生活和谐相处的痛苦”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劳动分工和制度保障似乎毫无关系，而是个体自身的迟疑、挫败和不作为。拖延带来的一切苦果都必须由个体独自承担。

吉登斯和贝克夫妇等学者都曾指出，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迫使个体不得不自主独立和对自己负责，脱离传统规范且高度反思性的个体不得不重新寻找自我的生活规划；另一方面，个体却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要求，因而催生了“寻求、发现并制造无数的权威以介入社会生活与心灵生活”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社会需求推动下，“一个关于答案工厂、对心理关注的激增，以及指南性文献的市场”诞生了，这便是拖延心理学、时间管理、自我管理等主题书籍出版种类和数量激增的社会基础。有趣的悖论正在于此，强调选择、自由和个性并不必然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事实上，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现代自反性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构建独特的自我，反而必须根据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可以说“拖延症”治疗话语的产生正是源自现代社会个体 “所不能承受之生命之重”，而它在中国的流行正折射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所不在的影响。

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式心理病

“拖延症”一词在中国互联网上可以追溯的源头是2007年成立的豆瓣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截止2016年底，该网络讨论组有将近14万用户加入。组内活跃成员“吐槽拖延症状、分享战拖技巧”，以心理自助和时间管理为“战胜拖延症”的主要方式，集体翻译和写作拖延心理学书籍，曾被数十家大众媒体予以报道。根据小组介绍，组内成员大多为高校学生和白领，这个社会群体正伴随都市信息社会转型、大学产业化和扩招而兴起。不同于工厂流水线的体力劳动和单位朝九晚五按点上班，脑力劳动和自由职业的特征而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求，继而催生了个体心理学、自我管理、时间管理、职场指南的国内市场。虽然受到畅销书籍市场全球化影响，但在“拖延”一词之后加上“症”将其病理化和标签化却是中国网民的创造。

目前市面上的拖延症畅销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翻译国外时间管理畅销书，二是由国内网络写手和团队编著，后者大多借鉴了前者写作思路，将西方案例置换为中国案例。这些书被列入“情绪管理”、“自我管理”、“时间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成功/励志”的分类，在实体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它们往往与企业管理书籍并列。企业管理的概念和思路也贯穿于这些拖延症书籍的叙事当中，人被当做公司一样的实体，需要通过学习系统性的策略和方法，对自身的生活习惯、时间安排、任务排序、工作方式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运营。书名中与“拖延症”连在一起的动词往往是“终结”、“战胜”、“告别”、“根除”、“挑战”与“再见”。

不同于抑郁症，“拖延症”并非严格的心理医学术语，但“症”的界定挪用了精神医学的鉴定方法。拖延之所以成为“症”，与拖延行为所带来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有关：认为拖延“不合理”、“不应该”，会给健康和效率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并且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我们都是拖延症”豆瓣小组里的大部分帖子以“自省”、“自行解救”、“战胜”、“革自己的命”为目标，帖子中频繁出现描述情绪的词汇是“痛苦”、“绝望”、“压抑”和“焦虑”。这些自我标签、加入小组并发帖倾诉的“拖延症患者”认为拖延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困扰，拖延带来大量负面情绪，是亟需被克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习惯，而且只能通过自我管理得到解决。为拖延症而感到困扰的我的受访者们也都认为，跟家人和朋友谈论拖延症没有意义，拖延必须靠自己克服。但与此同时，个体又无法独自承担如此之多的负面情绪，因而网络论坛成为与医疗化的拖延行为伴生的负面情绪发泄和心理治疗自助的平台，组内成员分享同类畅销读物来“治疗拖延”，例如《学习乐观》、《别太苛求：摆脱完美主义的束缚》、《当下的力量》、《生命的重建》、《把时间当朋友》、《平常禅：活出真实的自己》、《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走出强迫的泥潭》等等 ，通过自助式地分享个人生命经验、学习专家建议和指导书籍、互相监督和鼓励的方式来转变自己的工作习惯，以打造符合社会期待的高生产力、高效率、高度自律的新自我。

新自由主义是万金油吗？工作伦理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吗？

我的研究借鉴了胡绮珍（2009）研究中国网络字幕组运作方式的关键概念“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即个人和团体的行动手段认同于新自由主义所鼓励的自我管理式地追求生产力、效率、竞争力，来自发维持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社会秩序。当然这个概念遭到不少人质疑，是不是所有的锅都让“新自由主义”来背？“新自由主义”是不是左派批判的万金油？不错，拖延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但拖延成为“症”恰恰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无论是都市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型，还是商业出版社瞄准受众市场大量引进西方个体心理学、心灵鸡汤与自我管理书籍。

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指出，对于新教徒而言，“人的职业生活应该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禁欲美德的锻炼，经由良心的态度来证明自己的恩宠状态，而这种良心的态度乃表现于职业工作里的关注周到与方法讲求。神所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理性的职业劳动。”新教教义要求个人高度的职业使命感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来赢得自己上帝选民身份的主观确认，这种内化的理性与克制的职业态度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高速社会生产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两者并非因果关系，但具有高度相关性。而“新自由主义主体性技术”则是在“上帝已死”的全球世俗社会中试图扮演新教教义的社会功能，提供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叙事，“通过知识和专家系统来引入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的机制，让个体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可以优化选择、效率和竞争力”。伴随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中国亦被卷入这一全球进程之中，阎云翔指出，中国社会也在逐渐个体化（新自由主义和个体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一代中国人面对的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打造的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的职业选择、上升的风险、亲密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以及强调个人责任和自我依赖的世界”。尤其对于生活在城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他们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上拥有最多的话语权，因而他们的焦虑会直接反映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众媒介话语之中，他们的消费需求也成为商业出版社引进与编纂拖延症书籍的动机。沈志华老师认为，对拖延症现象的关注本身是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反映，但在各行各业都在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去事业编制化、出现大量自由职业、灵活用工与外包生产的社会过程中，从事脑力劳动的都市青年群体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被命名为“中产阶级”？抑或“知识劳工”，乃至“预备中产阶级”、“屌英”这些网络流行语是更恰当的分析性概念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拖延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定义

无论是学术研究、媒体专栏、新闻采访还是软件编程，完成工作任务都需要个体高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使得提前对工作时间进行精确量化变得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工作任务不按照线性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以截止日期作为验收标准，工作外部的时间弹性相比朝九晚五的工作要大很多。某种程度上，高校的大量自由安排时间和信息产业在家办公，以及知识劳动本身的特征是拖延行为大量出现的客观因素。通常情况下，受访者容易发生拖延行为的有三种：行政事务（繁琐无聊）、创造性工作（难度高）和工程性工作（耗时长），并且拖延往往发生在这些工作必须由个体独自完成的情况下，而不拖延的受访者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种：工作任务高度模式化（任务简单或者工作熟练）、工作的心理回报高（领导和同事的赏识）和高效的时间管理。只有一个受访者完全符合“治疗拖延症”书籍开出的方案：精确到分钟的时间安排，长远到年度的任务规划，以及极其严格的自我执行。脑力劳动难以被程式化、缺乏外部的工作规范和激励机制，以及大部分人难以对自己进行精密的自我管理，令大量的拖延行为成为可能，但关于“拖延症”的治疗书籍和应用研究则似乎将问题全部归结于个体失败的自我管理。

尽管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拖延是学习和工作中的普遍现象，但他们对于拖延的定义却各不相同。根据他们对于自己和他人拖延行为的描述，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拖延：一、制度层面的拖延：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将任务延迟到截止日期后完成；二、自律层面的拖延：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时间点完成任务，或者是拖到截止日期前才匆忙开始着手处理工作，但最终结果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没有造成任何可观的损失和滞后，只会影响自己的主观情绪。

社会层面的制度规范和个体层面的工作伦理共同维持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的系统运转。鲍曼认为，在社会的个体化过程中，人们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承受者到责任者的转型”，而 “自律性个体”正是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理想型。制度层面的拖延很可能导致惩罚性后果，而自律层面的拖延并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惩罚，但会让个体感到紧张焦虑和痛苦不安，这些负面情绪正是来自责任意识带来的愧疚。拖延症患者正在“进取自我”（理性精明、积极主动、高度自律）与“欲望自我”（重视享乐、情感与欲望）之间，进行反复的自我斗争。叶晓君老师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如何将鼓励及时享乐的消费主义和要求延迟享乐的工作伦理融为一体呢？鲍曼给出的答案是：延迟享乐并没有否定享乐本身，恰恰是肯定了享乐的价值。越是自律，自我放纵的可能也越大。劳动得越多，消费得也越多。正是人们严格的自我管理，实现自我市场价值最大化，完美融入资本生产逻辑的过程中，人们也获得了更多消费的能力（更高的薪水）。消费主义恰恰是高度自律的动力来源。

不论受访者对于“拖延症”是褒是贬，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应当避免制度规范层面的拖延和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拖延。因为团队工作中的拖延会给别人造成麻烦，也给自己的社会交往造成困扰，但与他人无关且局限于私人领域的拖延，受访者则有不同观点。一些受访者从工作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限定在可控范围内的拖延可以理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值得鼓励。不影响工作流程的“拖延症”往往是积极的，因为高度程式化的工作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另一些人则从工作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即使是私人领域的拖延也并非好事，因为对自我管理工作伦理的认同会令自己感到羞愧和痛苦。

“拖延症”这个标签在无法很好应对制度性个体化趋势压力的个体焦虑与痛苦情绪下在互联网上被创造出来，并在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畅销书籍的营销推广过程中得以广泛传播。“拖延症”这个标签的暧昧性，使其具备在传播过程中被不同个体使用的可能性。脱离了以“战胜拖延症”为主题的网络互助社群的语境，这个标签在更广泛和多元的社会场域里被不同的个体使用，并被附加上更多新的文化含义。

无论从对战拖小组的网上讨论，拖延心理的书籍描述，还是受访者的访谈内容进行审视，我发现很少有人会把拖延症赋予像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一样的污名，最严厉的批评是“拖延症”等于“不靠谱”、“不值得信任”、“浑身散发负能量”。拖延在部分受访者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比如认为它与“完美主义”、“对自己期待和要求比较高”等性格特质有关。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拖延症”一词除了用于自我管理（自我提醒、自我谴责、自我监督）之外，还会被人们用于借口、玩笑和自嘲，甚至以此为策略来构建自我形象和社群认同，例如有人认为，拖延可以降低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否则会增加自己的任务负担。还有人认为这是表演性格缺点，而“这个缺点很可爱”，“表演可以增进交流”。但这些话语实践与其说是主动创造反抗性的话语和实践，不如说是被动接受社会转型带给个体的冲击，并不会对社会转型产生任何实质的反作用力，而只是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身份认同和话语策略。毕竟把“拖延症”当做玩笑和表演的人并没有真的为之感到精神困扰或受到实质性的惩罚。（文/章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