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年关，各大快递公司纷纷歇业，对于已经习惯“江浙沪包邮”、“即刻下单，当天送达”的剁手族来说，快递突然歇业，生活好像变得极为不便利，想到网上买点什么非得等年后才能送来。

这种不便常常让人想到，或许在快递这种形式兴起之前，我们的父辈经历着怎样的物流系统？二十年前的人们要拿到自己心仪的物品，需要经过一番怎样的物资中转才能实现？甚至再往前追溯，在中国古代，古人如何实现高效率的物流？

合理组织运输

中国古代的“物流”思想源远深长，虽然这里的所谓“物流”与今天概念发生很大差别，但就从字面而言，为了“物”的有效流动，各代政府都曾设计出一系列制度。

由于大一统帝国内，不同地区风物有极大不同，如西汉桑弘羊所言：“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为了平衡国内不同地区的物产，丰富的物流手段应运而生。

古代中国人主要从运输工具、关卡道路、运输组织、运输体制、货物仓储等方面入手提升物流能力。前两者容易理解，我们今天主要关注运输组织、体制和仓储三个方面。

古人的运输方式仅水运和陆运两种，在这其中，陆运固然有，否则也写不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金句。与这种小而精的运送不同，更多时候运输规模都极为庞大，由此，就要由穿梭于山川、沙漠的马帮驼队扛起任务。总的来看，其实水运在古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农耕时代，粮食作为十分重要的资源，往往河渠的起点终点多位于京师与产粮区。

为了有效运粮，古人还设计出一套运输组织，其中重要的策略如沿河设仓与分段运输。唐高宗时期，各地向长安运粮，需从淮河经汴水入黄河，最终抵达长安。但黄河险阻，行船艰难，特别在三门峡地区，往往船翻粮沉。《旧唐书·食货志》中载，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元后期，宰相裴耀卿改直运为接运，在各个河段设立河仓，“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

分段运输则发生在安史之乱后，宰相刘晏根据运河、淮河、汴河、黄河、渭河水势不同，采用大小不同船只水路分段运输。《新唐书·食货志》中记载这一情状为：“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输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当时，为了方便转运时的装卸和掉落水中打捞，还把货物都改为袋装。

除了运输路程上运输行为的有效组织，古代政府还十分擅长调动民间力量加入运输，订立相应体制措施带动运输。各个朝代的制度繁密更迭，常在前代经验上进一步提高。

在《盐铁论》中记载西汉桑弘羊的“均输”制度，即各地本应将贡物送至京城，中央政府则派出均输官前往各地，核点必须运送的贡物后，将其他贡物全数折合市价就地出售。如此既免除往来货运，又使政府从中赚取利润，使得全国形成一个有效的官营商业网络。

明代永乐朝名臣周忱出任江南巡抚时，江南粮食运至北京有军运也有民运。官府设定在征收的“正米”外，有一定的“耗米”（弥补运输损耗及费用而征的粮米），由于运输过程中的鼠雀食米、水中漂没、腐烂致使的损失往往超过所给的“耗米”数量，使得民运之中，运夫百姓的负担沉重。

为此，周忱改革运输体制，把原来各乡正副粮长三人同赴京城运粮改为设正副粮长各一人轮流赴京运粮。进一步将原来军运、民运分离的情况改为军民兑运。江南米通过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后，再由军运到通州，由此减少漕运耗米。

随着京师人口增加，需求增大与水运发展，明清时还出现运输专业户和专门的运输中介人，称为“牙人”。根据学者研究，当时的货主为了找寻可靠的船户运货，都需要通过牙人介绍，否则极易发生偷换货物，甚至偷走货物凿船自逃。牙人充当着水上运输专业户和货主的中间商。

货物仓储

高效的物流一方面要靠运输过程中的便利省时，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就近的货物仓储。“就近储存”成为中国古人物流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仓”与“库”有专门的特指区分，仓为储粮所用，库则保管其他物资。

墨子时代，出于对战争的考虑，就非常强调城中常年的积累，《墨子·旗帜》中有“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管茅有积，萑苇有积，木有积，炭有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铁有积，粟米有积，井灶有处。”

这是针对战事的城中准备而言，最初的仓储由于皇族的地位和“刚需”所致，都集中于京师，西汉的大司农耿寿昌则明确反对这一安排，他建议“令边郡皆筑仓”，反对粮食仓储过于集中在京师，主导多地设仓。

《资治通鉴》里也有隋炀帝的“宁积于人，无藏库府”的主张。到元代，奠定元制及今日北京都城形态的政治家刘秉忠针对“纳粮就远仓，有一废十者”的现象，提出“宜从近仓，以输为便”的主张。

统览分散于各地的仓库我们还能发现，古代历朝建仓时基本看重三大原则：便于运输、就近设置、依山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