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地排车，学名“排子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有的地方叫“板车”。旧时文献称其为“人力货车”，青岛人曰“大车”。拉地排车是个极其艰辛的行业，也是过去被人们瞧不起和鄙视的行业，人们还给拉地排车的起了一个带有明显歧视性的名字：“拉大车的”。遇到某人蛮横不讲理，有的人会顺口溜出：“你的素质这么低，怎么像个拉大车的。”
排子车贵重，一般都是请木匠到家里打制。打制的排子车有松木的、榆木的，还有洋槐木的。诸城盛产榆木，榆木有强度、硬度和韧性，老家人喜欢用榆木打制排子车。房前屋后谁家不种几棵榆树？春天树上挂满榆钱儿，擅长爬树的男孩腰里拴个小筐，嗖嗖几下就爬到榆树上，先用手撸几把，塞到自己口中。簇生的榆钱儿，像朵朵伞儿。新生的榆钱儿，带浅白，翅果圆形，顶端有凹缺。
树下那些翘首期盼的女孩，仰起头来接住从树上落下来的榆钱，拽几朵塞到嘴里，匆忙嚼着。还没等品出甜味，一个矮个头男孩跑过来，一把从女孩手里抢走了榆钱儿。女孩恼羞成怒，追着男孩跑。男孩有意逗这个女孩，围着榆树转圈，转得奇快。女孩捉不到他，哇地一声哭了。云朵斜下来，映在榆钱儿的圆脸上，风不失时机地贴着女孩的小脸。男孩子不跑了，喘着粗气说：“给你，不就是几朵榆钱儿吗？我给你摘一大抱，快擦擦脸，别被春风皴裂了。”当孩子们撸满筐子，母亲洗净摘下的榆钱儿，放在箅子上，洒一层粗面，蒸出的榆钱糕便甜了半个村庄。
我家的榆树因为榆虫子作孽，把家中好不容易收下的黍子米拉满了榆虫子屎，母亲气得咬着牙让父亲砍掉。砍掉的榆树晒干后，父亲请木匠打制了一辆排子车。据说打制这辆排子车，给了木匠十八元钱还有两斤红糖。母亲说管了两天的饭钱茶钱也得十几元。这辆排子车就是那时我家最值得炫耀的财产。
排子车的打制并不复杂，一个车盘，约二十公分高的车帮；下盘打安装槽，装一根可自由活动的铁棍，两端各固定一个橡胶轮胎，再加两根驾驶的长辕，一个排子车就成了。最早的排子车，也有用木头做轱辘的，运行起来，慢，费力，还是橡胶轱辘好用。
我家的排子车，是发大水后打制的。发水时，我家的过挡被水泡倒后，就盖了一个小门楼。门口窄，排子车推不进来，每到晚上都要卸下轮胎，然后用一块大油纸把排子车包好，以防雾大潮湿，木头烂掉。我管着卸车胎，因为个头小，我猫着腰小心地钻到排子车底下。二哥会适时地用双脚压住排子车的前辕，车尾翘起来，车槽和铁棍脱离，我把车胎滚出来。一次，二哥分了神，他的脚没压均匀，撑起的车盘啪地落下来砸到我头上，砸得鼓起了一个大包，像一个熟烂了的西红柿，好在没头破血流，有惊无险。
拉地排车要用襻绳。襻绳是一种很粗、很结实的麻绳，足有几斤重。拉地排时，把车襻一头挂在大车车把中间，一头挎在肩上，这样，胳膊、肩部乃至整个身体都可以同时用力。地排车拉货重量大时，没有襻绳，谁也拉不动。襻绳是拉车时的必备工具。一辆排子车可以拉一千多斤重的物品，超重就容易损坏车辆。
谁家借车用了，母亲会追问人家干什么，拉什么，拉的重量，来人会说：“不重，不重，就是送田里几车粪。”排子车可以拉土粪、拉玉米秸子、拉粮食、拉化肥、垫土埂，垫沟、垫屋基，什么活都用排子车。
土地承包到户后，在“家前”，我家分到了一亩人份地，家前是我村最长的地趟子。那年大旱，收过麦子后，田里的玉米苗一个中午就干得没了力气，本来叶子翠绿，太阳一晒，变成褐色，像在热水里滚过一般。赤脚走在田里，脚底要被烤糊一样。机井里的水不够用，浇完一户人家要好几天，只有排号浇地，有的人家为争水打得头破血流。庄稼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个谁都懂。本来轮到我家浇地的时间，父亲让给了丈夫在东北工作的霞婶儿，母亲那个气呀，恨不得把父亲变成一桶水，浇到地里去。
父亲和我、还有二姐、二哥用排子车拉水浇地。我和二哥在玉米垄中间用大镢刨一道道小沟，父亲和二姐去沟里拉水。事隔多少年，父亲弯腰低头拉水的镜头，我依然历历在目。
车襻挂在父亲瘦瘦的右肩胛骨上，他的右脚吃力地踏着麦苲前行。二姐也弓着身子，用两只手推着排子车的后尾，她的花布衫子和父亲的蓝衫子都湿透了。走一段路，父亲回过头问：“累人不？云儿。”二姐懂事地摇摇头，父亲疼爱地笑笑，爷俩又开始前进。
车厢里装一个大铁桶，桶尾通了一根皮管。父亲和二姐到达时，我和二哥把水放到水桶里，用瓢小心地舀到水沟里去，土地太干渴了，刚接了地皮，就渍了进去。二姐累得坐在地垄上歇息，父亲拿起大镢帮我们刨沟子。我让他休息一会，他说：“玉米这东西只要扎了水根就死不了，别看现在叶子像蒸熟了一样，明早还是好样的。得赶紧浇水，把根干死了，就没法救了。”
父亲还告诉我们一些拉地排车的技巧：装车要先装后面，卸车要先卸前面，这样车把就不会扑到地上折了车把子。要是先装前面或者先卸后面，弄不好就会伤着人。车后面要装得稍微多点，拉起来轻快。要是车前装多了，就死沉死沉的，不好拉。下大坡时一定要抬起车把，车尾紧贴着地面慢慢溜，千万不能平着车把拉。否则的话，地排车就会顺坡加快速度，很难撑住车把，也容易伤人。
几年后，我家花三百元钱买了一头毛驴。我家的驴子像一个小时候奶痨了的孩子，怎么喂养它，也长不大。父亲对驴子像对自己的儿子，上坡的时候，他下车走着，拉多东西的时候，他在排子车后边推着。没事的时候，父亲把驴子牵到门外的洋槐树下，给驴子梳毛。驴子恣了，卧起身子，两只前蹄跪着：“咴咴咴、咴咴咴”，惊得院子里的大白鹅也叫起来。
村里的排子车多起来，几乎家家都有了，我家也新盖了“过挡”，不用每天放轮胎了。薄暮时分，三三两两的农人从田野里归来，麻雀在天空中飞，云朵低下来，低到由沟畔间回来的牛羊身上。远处的小路上，隐约传来排子车车轮滚滚的小调，赶车人优美的口哨，加一两声鞭子的脆响，烟岚蔓延开来，小村沉默不语，像个见惯了世面的老人。
这一年，父亲赶着排子车拉着一家人去景芝照了全家福，只差大姐。让我奇怪的是，我家再也没有照全一张全家福，总是让人遗憾地缺少了谁。
这是我第二次照相。路上，妹妹用唾沫抹了好几次刘海儿，一直问我们她的头发乱了没有。母亲还是穿着那件蓝大襟褂子。二侄、三侄儿还不会走，照相的师傅看到他俩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抱了好几次，爱不释手。我家那张全家福，最后由我保管，让我痛惜的是，在我第三次搬家时，遗失了。
在东北大姐那里，看到的都是铁板排子车，在老家却从没有看到过。木制排子车在老家也好几年不见了，早就都被机动车代替了。（作者系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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