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森

　天气渐冷，秋衣换毛衣，毛衣换棉衣，老婆说：还是婆婆给做的棉祆暖和。是呀，母亲那几年采摘棉花后，精挑细选出最好的，弹成棉絮，待到我们兄妹三人结婚时，缝上几床棉被，又给我们每人(包括她的儿媳)缝上一件棉袄、一条棉裤，我们有了孩子后，母亲又开始精心为她的孙子、外孙缝制棉祆、棉裤。 
　　老家马庄，位于山东诸城的西北乡，在过去是有名的产棉区，大包干后，家家户户理整着几亩棉花，指望着丰收后换俩零花钱贴补家用，顺便攒点好棉花，弹成棉絮，保存着备用，待到儿女成亲时，缝几床新棉被，作为结婚的必备物品。 
　　儿时的记忆中，除了割兔草，顶数棉田间的劳作记忆深刻了。 
　　在棉花苗长到一拃高时，偶尔会随大人去锄草，挖棉花垄眼。所谓挖垄眼，就是用锄对两株棉苗之间进行二次除草松土。棉苗渐渐长高，拿棉花杈子(把公杈子掰掉)又提到日程了。记得初学时，竟误把母杈也掰掉了，让母亲好一阵埋怨。拿棉花杈是我最烦的活计，长时间弯着腰，累得腰疼姑且不说，由于一棵棉株上好几个公杈，都得一一掰掉，干得实在太慢，干一阵，拾头望望，不见尽头，甚是绝望，一声叹息，埋头继续，无暇顾及在眼前蹦蹦跶跶的淘气蚂蚱。相比而言，我还是喜欢打棉花头，就是为了防止棉花疯长，长到一定高度后，把最顶端的头掐掉，这活无需弯腰，一棵只有一个头，顺着两列，咔咔咔掐巴掐巴就行，干得快，有盼头。 
　　现如今，棉花品种已经改良，不再会生棉蛉虫了，科技发展可谓神速，而那些年月却不同，棉蛉虫热闹得像赶集，喷洒农药除棉蛉虫是棉农最忙最累的活了。背上驮着重达几十斤的药桶，来来回回地喷洒农药，还得时不时地用右手上上下下地使劲压着压力杆，农药味浓烈而刺鼻，若防护措施不到位，中毒的机率极大，恶心头痛，浑身乏力。这样费劲且有风险的活计，隔几天就得重复一遍，要是喷药喷懒了，害虫便会猖獗，棉花就会减产。半大小子时，曾试图干过这活，以减轻一下父母负担，谁知，第一次就中了药毒，帮了父母的倒忙，让父母好一阵担心。母亲说：虫子没药成，药着儿子了。从此之后，父母再也不敢让我干这危险活计。 
　　我们拾的白色棉花并非是花，其实是它的果实，棉花开花时也是娇艳欲滴的，整个南岭变成一片花海，尽管有美不胜收的景色，庄户人却无心观赏，只盼着快快摘拾棉花，改变一下窘迫的日子。棉花成熟的采摘季，整个南岭，红妆变成素裹，一望无垠的是耀眼的洁白，阳光下煞是晃眼。母亲帮我在腰间系上一个特制的盛棉花的布兜，顺着两列，弯着腰，采摘那些完全盛开的棉花，虽不算什么重活，但时间久了，难免腰酸背疼，手也被棉花窠子戳得生痛。母亲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会用扒瞎话(讲故事)来吸引我们，以便跟上她的节奏。棉花布兜拾满后，会倒在特制的大号布袋中，母亲抬头望望天，已是晌午时分，母亲便背着或用独轮小车推着棉花和我们一起回家了。 
　　接下来是晾晒，母亲把棉花均匀地摊放在苇席上，过段时间翻动一下，几天后，用牙咬咬棉花种，若是嘎崩脆响，棉花就真正干了，可以去棉点卖了。 
　　卖棉花对棉农们来说，是最振奋人心的事。我们马庄乡收棉花的棉点设在距我村三里地的夏家营村，一条通往城里的窄窄的沙面公路经过此地，七折八拐。我曾随父母去过收棉点几次，它就靠在公路的北边。那时手扶车、三轮车还没进农户，父母用地排车拉着几大包棉花，早早地去排队等候，验级、过秤，还得把棉花卸到规定的位置，最后，领一张过些日子才能兑现金的白条。尽管没有当场领到现金的喜悦，但如果对卖的棉花验的等级称心满意，看着白条上的数字，父母心里也会乐开了花的。白条早晚会给兑的，到那时，柴米油盐以及我们兄妹仨人的学费、过年的新衣服都会有了着落。再说，棉油厂年底还会分好多棉籽油，炒菜、炸肉也就不成问题了，可以给我们上上营养了，想想这些，父母的幸福感就洋溢在脸上，全然忘记了平日田间忙碌的辛苦。 
　　棉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我们采摘了一茬又一茬，最后实在没得拾了才作罢。余下的工作就是拔棉花柴。拔棉花柴有专业的棉花柴钩子，大人们在前边拔，孩子们搭把下手，把它们摞成堆，拉回家，垛成一垛，晾晒干了是极好的烧火柴禾。这时，棉农才总算结束了棉田间的农忙，正式进入冬季农闲季节，休整、备年，准备明年的春播、春种。 
　　岁月飞逝，年龄渐老，早已不记得有多少年不再种植棉花了。如今，竟然不再对农忙时的劳累耿耿于怀，剩下的唯有怀念，怀念那些洁白棉花开遍田野的日子。 
　　（作者系市实验初中教师，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