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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友于——民主革命的先驱

2018-11-23 10:54:57 来源:诸城新闻网

李华忠

  《益世报》是天主教办的报纸,与天津《益世报》是联号的,友于以职业之便和其锋利的文笔,与各位进步编辑一起,在报上发表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消息和评论文章,使这家宗教界办的报纸很有政治特色,在北京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据当时与友于一起办报的刘瑶章(曾任水电部顾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会主任)先生回忆:“1923年春,报馆里新来了一位青年人,中等偏高身材,长方面庞,目光炯炯有神,一见面就给人以英俊和睿智之感。听杨一鹤(名金城)讲,这位青年叫路友于,是他的山东诸城老乡,又是中学同学。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觉得他为人敦厚、诚恳、耿介、谦逊,且学识广博,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来《益世报》后,这里的政治气氛比前段更活跃了。我们二人互相勉励,紧密合作,除了编写国内外新闻外,还利用‘小言’和‘时评’专栏,撰写一些评论文章,这对号召人民、打击敌人起了很大作用。友于文学功底深厚,他写的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笔锋犀利,逻辑性强,观点明确,语言简练,深受群众欢迎,但也为敌人所嫉恨。” 
  后来,《益世报》被直系军阀收买,发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于是,友于和同道朋友就先后退出了。

建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粉碎西山派阴谋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先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了在军阀汇集的北方广泛发动群众,掀起革命高潮,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李大钊(共产党员)于树德(共产党员),丁惟汾(国民党员)和路友于等,于当年3月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建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北方国共两党的工作都是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之下,实际上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路友于被选为执行部候补委员兼秘书,负责日常实际工作。那时执行部领导北方的六七省,还有北京市的各大学和群众团体,前往联系工作的进步青年学生、群众团体负责人和各省的代表络绎不绝。友于要接待一批一批的来访者,还要处理函电,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总是那样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在他身上,有一种坚韧的毅力和坚强的信念。 
  1924年夏,发生了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的争论,散布影响两党团结的言论,企图制造分裂,为了维护真正的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巩固国共合作的成果,在路友于的倡议下,经过充分酝酿,决定成立“中山主义大同盟”。1924年11月,友于邀集了邓飞黄、王振钧、廖维藩、李冠洋等在马神庙邓飞黄的寓所一起聚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山主义大同盟”,代号为“SL”,宗旨是保卫三民主义、维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党内的分裂主义者。并一致推选路友于为大同盟的负责人。 
  大同盟一成立,就以其进步性和正义性吸引了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北师大的李澄之、郝任夫,李世军等许多同学,都相继加入了大同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制造分裂。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即西山会议)。会后又在北京南花园1号组成了所谓北京特别市党部与翠花胡同8号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公开对抗。对此,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曾多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击“西山会议派”的问题,并将当时北京国民党左派组织,包括“中山主义大同盟”“三民主义实践社”等联合起来,成立“左联”(国民党左派联席会议),同“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左联成立后,路友于既要领导大同盟,还要担负整个左联的工作,有时亲自写文章,揭露和批评西山会议派。他写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透彻,看到他的文章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真理总是在正义一边,是非一定会分明。当时“西山会议派”的阴谋很快为多数人所识破,南花园一号的所谓北京市党部也很快关了门。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路友于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作了关于弹劾西山会议的审查报告。会议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的议案,对参与者均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了应有的处分。

不幸被捕

  1926年,张作霖的奉军进入了北京,疯狂镇压革命运动。使北京城内高涨的革命气氛顿时沉寂下来,人身失去自由,生命没有保障,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友于他们已经无法在翠花胡同再待下去了。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同志们只好暂时搬到东交民巷中东铁路管理局驻京办事处去办公。虽然这里比翠花胡同好像安全些,但使馆附近便衣侦探星罗棋布,一有人出入就被跟踪盯梢,形势仍非常恶劣。尽管如此,毕竟那里属苏联大使馆管辖,按国际法规定,使馆区是受特别保护的。但是张作霖和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秘密勾结,公然破坏国际公法,悍然派遣宪兵、军警二三百人于1927年4月6日上午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和路友于等60多名同志。搜查、查抄和逮捕大使馆内人员的爪牙,全系北京警察厅特一区分署的人。分署署长吉世安系当地有名的地痞恶棍,东交民巷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其实,李大钊,路友于遭遇了这场劫难,是本可以幸免的。1927年1月,丁惟汾,顾孟余、徐谦等国民党的大人物都相继离开北京,北京执行部领导人中的国民党人只有路友于一人继续留在北京,同李大钊同志一起战斗,按说他是有条件走的,也完全可以走,但是他没有走,这种以革命利益为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精神令人敬佩。 
  同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路友于虽未在北京,但仍被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3月,路友于从广州北归,驻留武汉磋商党务,与时在此地的李澄之、隋焕东等山东同乡见面并座谈,他不顾友人和同志劝阻,毅然冒险返京,不幸被逮捕。路友于离开武汉后,隋焕东甚为挂念,遂给北京的妹妹隋灵壁去信,委托她到苏联大使馆去探望。隋灵壁在路友于被捕前夕来到使馆,转达其姐姐的关心,要友于务必注意,以防不测。当时,路友于情绪还很安然,觉得住在使馆比较安全。谁也没有料到张作霖会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军强行捕人。 
  在路友于被捕的前三天,苏联使馆会周围已布满行动诡秘的密探,进出的人都受到监视和跟踪,形势已非常危急。友于却冒着风险出去探望患肺病准备到外地疗养的朋友郝任夫(生前系山东农学院教授)。这位朋友深为友于的安全担心,再三劝他到外地躲避几天,过了风头再回来。当时友于也有肺病征兆,他也很想到外地疗养一段时间,但他考虑到工作需要婉言谢绝了这位朋友的劝告。

和李大钊一起慷慨就义


李大钊、路友于(左一)、张挹兰烈士就义前

  李大钊、路友于和北京执行部,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数十名同志全部被捕的这个不幸消息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社会各界的进步人士都四处奔走,发出了强烈要求释放的呼声,北京各界知名人士也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但是嗜杀成性的张作霖却一意孤行,于4月28日对李大钊、路友于等20名同志发布了杀害的命令,指控的罪名是“组织党部、宣传赤化”,又谓“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党,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各处死刑”。中午12时30分,即由警察厅用汽车6两分载20人去看守所。第一辆汽车为李大钊等3人,两旁均有宪兵戒备,第二辆汽车为路友于等4人……诸人均未带刑具,下车后即由军警拥入看守所内,当时马路上宣布戒严。 
  从路友于的女儿路端谊珍藏的路友于同李大钊临刑前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李大钊站在中间,路友于和张挹兰(女)分立两侧。此时,军阀张作霖的法庭已经对他们宣判死刑。面对死亡,他们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路友于的眼神沉着庄严,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敌人用的是残酷的绞刑,李大钊和路友于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两个重要人物,最先走上了绞刑台。李大钊从容说道:“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下午2时,路友于、李大钊同志大义凛然、慷慨就义,4月29日《世界日报》称:“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李大钊和路友于等20位同志就这样一起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斗争中结成的友谊纯真高尚,他们的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正如陈毅同志的诗句所云“斗争结盟友,殉难慷慨同。北京同就义,鲜血久愈红。”

收殓与安葬

  灭绝人性的军阀将同志们杀害以后,还不准去领尸,非要铺保不行。很明显,这是引同志们上钩,大家识破了敌人的罪恶阴谋,没有直接出面去保。曾与友于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同仁,不敢公开露面,由郝任夫、郝圣符、李澄之等商量,把友于在师大附中读书的弟弟路君约找来办理友于后事。大家分头进行,陶钝为友于选了棺材,委托炊事员郭玉璞一起到司法部后院去将友于的遗体领了出来,将灵柩暂厝宣武门外一个佛教寺里。 
  友于同志就义后,国民党长期不予理会,也不给抚恤费,后来在北京的一些同志,联络南京政府的一些上层人物,联合上书丁惟汾(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要求批给抚恤费,才批准给了5000元抚恤费。 
  为了重新安排友于同志的丧事,由李澄之、郝任夫、路谦叔、张缙、李乐三、李吉辰(后二人均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和郝圣符等七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筹建的路友于纪念碑书写了碑文。以1500元购置了原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凌文渊在西山碧云寺下的土地,委托北京志成中学的教员设计了陵园墓图。在陵园内,修建了一座半工型小礼堂,礼堂下30米处筑有坟墓,墓上用混凝土筑成约一丈见方的碑台,台上立有一座塔形纪念碑。陵园于1928年全部建成,命名为“友山园”。 
  1931年,国民党诸城县党部和当时的七区在昌城街为路友于建了纪念碑,路家道口村本家族的人也在本村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正面刻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路友于纪念碑”17个大字,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书,碑背面的文字是县党部负责人赵季勋撰写。 
  路友于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名强谊,日寇入侵诸城时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因病逝世。女儿端谊,是研究小麦锈病的专家,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五、六届代表。为了关中八百里秦川小麦丰收,她操劳过度,以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双目视力大减,仍在陕西农林科学院坚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谊向中央有关部门请求为她的父亲立碑纪念。路友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并经北京市委批准,以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名义,在万安公墓李大钊同志陵园南侧为路友于烈士树立了纪念碑。自1983年建碑以来,每年都有团体和个人到那里,凭吊这位为国献身的革命先驱———路友于烈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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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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