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勋

  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较远，于是，我们三人选择了住校。

  学校很小，有三个教师，两个本村，另一个，是城边上来的，离家较远，也选择了住校。

  老师姓王，住单身宿舍，跟我们前后屋。因此，每天早上，他就趴在后窗上喊：“起床了，跑步！”我们不敢赖床，一骨碌爬起，蹿门而出，王老师已在操场边上等我们了。

  几圈下来，已有微汗，王老师宣布结束。我们抻抻衣襟，顺着杨树夹道去水井边洗脸，这时，我们看到王老师的煤油炉子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米的清香，飘出很远很远。

  彼时，小米是稀罕物，一年到头，我们吃不上两回小米粥。有同学不停地吧唧嘴巴，吞咽口水，吃不上，闻闻味儿，也是幸福的。

  洗漱完备，王老师喊住我们，说：“回去拿茶缸子，盛点小米粥喝。”同学们不好意思，扭捏着不肯前往，王老师趴在后窗上喊：“快点儿，趁热泡窝头。”

  夏日天长，放了学，太阳还老高，老师同学回家干农活，我们就到校外玩耍，有时搞点恶作剧，或者小破坏。譬如，把生产队里的独轮车内胎偷出来做弹弓。突然有一天，王老师喊住我们，说以后不准到校外闲逛了，都到操场的树荫下对诗。

  于是，我们就去了操场，坐在树荫下，王老师起头：“锄禾日当午”，下一个人说：“汗滴禾下土”，如果轮到谁卡了壳，顺不下去了，就站起来，面向大树，把诗朗读五遍。

  有时，王老师也教我们作诗，讲些平仄韵律，虽然似懂非懂，但诗歌的美好，让我们有了浓厚的兴趣。有时王老师回家了，我们三个人也聚一块背诗，或者写诗，相互交流，彼此促进。我想，现在如此热爱写作，与王老师的教诲不无关系。

  冬天，朔风劲吹，天寒地冻。我们没有棉鞋，脚背子上都起冻疮。王老师让我们回家时找母亲用旧布缝个布筒子，就像袜子那种。星期天，王老师领我们去村后的芦苇滩上采芦花。白花花的芦花，柔软腻滑，毛绒绒的，散发着太阳暖融融的味道。

  王老师教我们一点点把芦花揉碎，塞进布筒子里，然后套在脚上，摊匀，抚平，穿进鞋里，这时，一种暖暖的感觉，就从脚底升起来，弥漫，弥漫……后来，我们给这种鞋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芦花棉鞋。虽然土儿吧唧的，却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王老师调走的时候，我们还没毕业。记得那是个草尖上缀满霜花的秋天，萧萧黄叶，铺满了门前的小径。王老师早把早地打好了铺盖卷儿，等村里的拖拉机去送他。我们都知道王老师要走了，但学校没有安排送行，依旧按部就班地上下课。

  最后一节物理课，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我们看到王老师站在门口，举起右手，向我们做了一个告别的姿势。他脸上挂着笑容，但很僵硬，好像是刻意装出来的。然后，他转过身，步履迟缓地爬上了隆隆响着的拖拉机。

  教室里有了断断续续的哽咽声，许多同学都在用袖子抹眼泪，物理老师安慰说：“王老师走不远，他还会回来的。”

  但，直到毕业，也再未见到王老师。

       (作者系山东青年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