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义

王愿坚与爱人翁亚尼

(七) 坎坷人生路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文革”中王愿坚受到批判，内定为“反革命分子”，领章帽徽都摘了，他的作品被冠以“血与火的坟墓”，扣上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恐怖”等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解放军报》发表了整版的文章批判他。说他家都是叛徒土匪和右派，没有一个好人，文章的落款也不写个人的名字，只写“批判组”，这是当时惯用的把戏。“开始批斗我，我还不在乎，觉得自己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后来有人批判说‘你为什么写《七根火柴》不写六根五根？你是攻击党的‘八大’七个领导人，像火柴一样，一根一根地熄灭了……’一听这话，我的脊梁杆子一阵发麻，浑身的汗水一下子就出来了，这可不得了啊！是反党的滔天大罪呀！直到‘文革’后期给我平反时说‘你的问题弄清了，没有事了’。我还心有余悸地试探着问‘那……我那七根火柴的事……’‘没有事儿，你那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八大还没开呢！’专案人员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不知怎么当时给忘了，把我批糊涂了，连自己的作品发表的时间都忘了呢？”就在那些年，王愿坚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关节有些变形，那是在劳动改造期间恶劣的环境造成的。

  即使在牛棚里，王愿坚也没停止过读书，把马列的三十本书全读完了，就开始读一本《辞海》，因为当时是没有别的书可读的，他的斗志一直不衰，在牛棚里靠回忆思考着自己的作品。

重新拿起笔

  1974年王愿坚与陆柱国同志一起，根据李心田同志的小说编写了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别人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后说：好了，王愿坚出来了！此后，他还参与创作了电影《四渡赤水》，带病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草地》，就这样，王愿坚一方面不断积累充实着自己，一方面用笔来表现。在表现中充实，在充实中表现，他始终保持着与写作对象的联系，因而也就从不感到材料的枯竭。

  革命战争哺育了作家，作家又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战争，宣传革命传统，王愿坚就是按照这样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一个作家的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年积累、探索的结果，王愿坚就是这样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子，创造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辛勤的劳动，换取了丰硕的成果。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幼苗已成长为多产的果树，他不断把自己结出的甜美的果实奉献给哺育他的人民和革命的事业。

山西捎来的小米

  1980年秋的一天，我在王愿坚家玩，下午，王愿坚家来了一位客人，那人给王愿坚捎来了大半袋子小米，说是从山西带来的，这可把王愿坚高兴得不得了，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你看，这是山西捎来的，山西捎来的可不一般。”又转头对那人说：“你怎么都给我拿来了，咱们应该分而食之。”他乐呵呵地笑着，用手翻弄着小米，流露出由衷的喜悦。

  一般捎粮食作礼物多是农村的习惯，是谁捎来的呢？半袋小米竟使他那样高兴，原来这小米包含着深厚的情感。

  1965年8月，王愿坚曾随总政社教工作队到山西沁县松村大队搞社教，他在大队任指导员。

  在松村，他们在老百姓家吃派饭，当地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贴几块玉米饼子给工作队吃，自己喝稀的，根本谈不上吃青菜。

  王愿坚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就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发现村里的山上山下都长满了酸枣棵，心想如果把它们嫁接成大枣树会增加一笔不小的财富。于是他就动员说服了群众，又自己掏钱到邻村去买回了嫁接枣树的芽，把满山的酸枣棵都作了嫁接，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工作队返回北京。几年之后，松村的老乡来看望他，向他报喜，说满山的枣树都开始结枣子了，还给他带来了那些树结的枣。那枣红红的，亮亮的，个头很大，味道也好，把王愿坚高兴得不得了，他舍不得吃，把这些大枣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经常拿出来看一看，一直放了好几年。这次的小米就是那个村的群众托人捎来的。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文坛上迎来了严冬过后的春天，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王愿坚又和多年未见的堂哥，他写作的启蒙人王希坚相会了，在这次大会上，王愿坚被当选为中国作协的理事。

  八十年代解放军艺术学院恢复文学美术系招生，王愿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美术系主任，从事培养部队作家、画家的教育和领导工作。为建立具有时代特色和军队特色的军事文学教育体系呕心沥血地辛勤工作着。他诲人不倦，直到他患病最后一年里，还带病坚持讲课和辅导，阅读学员的作品至深夜，为年轻作家的成长铺路搭桥。并撰写了很多理论文章，赢得了一大批军内外青年作家的尊敬和热爱。

在北京与同乡的交往

  在北京文艺界诸城籍的同乡中，王愿坚交往比较密切的是臧克家、崔嵬、陶钝。

  王愿坚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文艺界聚会碰到崔嵬，我对别人说我应该叫他舅，在场的人都愣了，崔嵬笑呵呵地说‘那还有假！’崔嵬是王家巴山人，与俺村一河之隔，论起来我还真的应该叫他舅呢！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崔嵬死得很可惜，才60多岁，正是干活的时候，他生病期间。我常去看他。躺在病床上，他感慨万端地对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什么事也干不成，好不容易盼到今天，政策好了，正该放心大胆地干点事了，我又不行了，我想好的一些创作计划也无法实现了，唉！‘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年月，都白白地浪费了。你的身体好，要多写点东西留给社会呀！’”

  臧克家与王愿坚交往更频繁些，1992年前，两人的家都在朝内南小街，只不过是分住在两条相隔不远的胡同，所以能经常串串门，一起谈谈。臧克家年轻时就与王翔千、王统照有着密切的交往，特别是与王统照有着深厚的友谊，三十年代，臧克家曾在相州跟随王翔千开展革命工作，并在那里与王家的姑娘结了婚，他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相州写成的……因此，臧克家与王愿坚就更增一份感情。王愿坚有空也常到臧克家的家，两个人有着谈不完的话题：谈故乡事、谈故乡人、谈文学创作……

最后的岁月

  1990年底，王愿坚的家已经迁到魏公村总政干休所，宽敞的宿舍在11层楼上，这里的条件要比他原来的家舒适方便多了，但这时他早已住进了医院，为了让他住一住新家，翁亚尼把他接回来住了五天，走后就再也没回来。

  在他住院期间，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创作计划。当年，他参加编写《星火燎原》丛书时曾有机会在北戴河认真采访过陈毅、贺龙、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曾沿着雪山、草地、大渡河的长征路线去考察，追寻革命前辈们的英雄业绩和战斗历程，为写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做了充分的创作准备，如今这个计划正准备实施，他却力不从心了。因此，他焦急，他悔恨。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说：“我一生的志向是写透红军英雄志。”这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一个优秀的部队作家毕生为之奋斗的文学精神。

  在他病重期间，许多军内外文艺界的老领导、老战友来看望他，在他去世前，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艺术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些领导都来看望过他，他的好友王蒙一直守候在他的床前。

  1991年1月25日，王愿坚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

  军队对这位作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著名作家、杰出的文学教育家、电影剧作家等一系列辉煌的荣誉。

  王愿坚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91年3月1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总政治部的领导和众多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来向他的遗体告别。

  在灵堂里众多花圈中有国家主席杨尚昆送的花圈，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规格。王希坚的挽联是一首五言诗：“手足弟兄亲，文坛同代人。华年惊早逝，泪洒暮天云。”

  王愿坚的堂妹王平权写的悼诗是“哭愿坚五弟：十五从戎枪在肩，作家灵感自烽烟。长征勇士群英谱，义战雄图交响篇。闪闪红星明后代，斑斑碧血亮新天。壮心未已身先去，留下宏文万口传。”

  在许多挽联中，最醒目的是他遗像两旁的那副长联，那是著名诗人程步涛撰写的。(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

  泣血一生写透红军英雄志

  留迹人世融尽老兵磊落心

  这应当是对王愿坚生平最准确的评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