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因为一直都在研究民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读书的倾向也多侧重在这方面，闲书反而读得比较少了。去年一年，为新书《梅贻琦大传》做准备，主要读的是有关清华大学历史的书籍以及近代教育方面的一些资料性的书籍，此外还包括当时许多教育界、文化界名人的回忆录。从这些书中，也让我从侧面了解到了许许多多近代教育方面的细节。比如苏云峰的《一个时代的思维》、《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等。
这些年来，读了很多资料性的书籍，总体感觉大陆出版的许多历史资料性的书籍，质量在逐渐变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大部分书籍都是东拼西凑，不管传记也好、史料也好，一多半儿是编出来的，既没有出处，也没有考证的过程，当成逸闻趣事尚可，但若真把它当做历史资料去读，却大多很难经得起考究。相对来说，台湾出版的同类型的书，要扎实得多。
1996年，我在台湾出版新著《风雪定陵》，当时台北最负盛名的远流出版公司的编辑陈惠铮小姐，就为我的书稿纠正了许多历史知识中的错误，并且还在书中加了许多注释，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比如在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的时候，专门加了大量的注释，就是受此启发。
我研究民国历史文化很多年，后来又在台湾清华大学做驻校作家，对于台湾的学术出版也有一些了解，比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那里专门有一个书店，里面有许多研究院出版的书籍。此外，研究院下属的各个研究所各自出版的书籍也都有专门的收藏和展览场所，像近代史所就专门有一个房间放他们出版的书，在台湾乃至世界都极负盛名的中研院史语所亦是如此，他们展出的书，可以供人浏览和购买，就内容而言，除了专门的业务书籍，还有很多口述实录与纪实性著作，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些年我买了不少这类书、读了不少的专著与纪实类书籍。去年年底回北京，买的书超重了，邮寄费用又特别高，幸好当时有三批认识的人在台湾访问与考察已到了回北京之日，我便托他们每个人帮我背一点儿，这才运回北京，那一趟我几乎没有行李，基本上都是书。
读了许多台湾研究机构出版的书籍，我发现其中资料都非常扎实，这是一种对于学术及出版物的尊重，或者说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学术规范，并且得到了研究者的遵行。当然，近10年来，大陆的学术出版物基本上也开始逐渐变得严谨和扎实，印象比较深的像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就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首先，该书资料的整理、考证和使用都很扎实；其次，文笔非常好，这对于历史读物的来说，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强可读性；其三，作者也并非单纯地列举资料、叙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而是有许多作者个人的思想闪耀在其中，可能有一些思想和观点，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但也正是如此，才显示出作者确实是经过独立思考后的独特观点。我想，凭这三点就足够成为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了。别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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