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像个很老的老人，正在慢慢退出舞台，当然，它有过纵横四海的青壮年。滴滴响上几声，一张电报就分娩出人间的悲欢离合。

我没有发过电报，经常在一些文章中看到电报的事情。

比如世界上最短的电报，只有两个标点符号：大作家雨果问出版商书卖得怎么样，他用了一个问号，出版商回他了一个感叹号。

比如胡适黄侃这两位学者，都拿电报说事儿。胡适极力推崇白话文，而黄侃至爱文言文。

这般，黄侃就在课堂上讲了，这白话文与文言文谁好谁坏，其实不用多费口舌。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得发电报通知他，文言文说“妻丧速归”，四个字解决问题。用白话文得说“你老婆死了赶快回来”啰嗦不说，关键是电报费贵一倍。

胡适也拿电报做例子，说是有一回有个学校请他当教授，因为他对那专业不熟，于是要回一封电报，他让学生帮着想怎么用文言文来回，最简单的回法是：才疏学浅，不能胜任。于是，胡适就说了自己的回法：干不了，谢谢。他总结说，有人认为白话文打电报费钱，不是同样省钱吗?

这也算是回应了黄侃，从而留下一段美谈，读来令人莞尔。不过，这二位学者也只是说说而已。据说中国最早的一封白话文电报，是张兆和发给沈从文的：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由此开始他们一生的夫唱妇随。沈先生念念不忘，写过这样的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样难以言说的喜悦，不管过多久，依然让人沉吟让人微笑，总能让人想起点什么，佳话常常有这样的效用。而有些电报带给人的却是苦闷、惆怅，比如鲁迅先生。

鲁迅那时在日本，26岁了，朱安比他还长三岁，已是大龄青年。母亲不时写信让他回国成婚，他不想回，直到收到一封电报，就四个字：母病速回。他只得回来，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了，他也就明白要他回来做新郎，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两人一副古装打扮，在周家新台门拜堂，在亲戚和邻居的簇拥下，进了洞房。”据说，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后来干脆睡在书房里。婚后没几天，带着二弟去日本了。那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一直陪伴母亲，就是死也陪着……

这是一场悲剧，于鲁迅是，于朱安更是。

生活是一幕大戏，悲欢离合似乎早已打下伏笔，而电报有时只不过是个道具，有喜，有悲，更有五味杂陈的，分不清是喜是悲。

比如陆小曼和徐志摩，这二人在北平高调相爱，掀起轩然大波。梁启超先生批评过得意门生徐诗人，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那时陆小曼还是人妇，她的丈夫王赓和徐还是好友。可那时徐像一个战士，他说：“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演变成了桃色新闻，徐志摩也顶不住了，远走欧洲。那时王赓在南京，在军队中任职，权倾一时。他没有来硬的，没逼迫妻子，让她自己做主。这样，陆小曼拍三封电报给徐志摩，要他回来，一个人承受不来。王赓和陆小曼离婚后，据说当着徐志摩说了这样一席话：“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二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这话令人动容。徐陆结婚了，过了一段神仙日子，矛盾就来了。他在北平，她在上海，她不肯北上，他只有往返，钱是个问题。徐给陆的信中说：“钱的问题，我是焦急得睡不着。现在第一盼望节前发薪……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我自阳历三月起，自用不算，路费等等不算，单就付银行及你的家用，已有二千零五十元……我想想，我们夫妻俩真是醒起才是。”据说，陆花钱花得慷慨。

徐志摩飞机失事的11月，陆小曼发了十余封电报催他回上海，回来之后，据说夫妻又争吵不止，再返北平时遇难，一位天才诗人陨落了。

总是不断有人替诗人惋惜，如果他没有遇到陆小曼，如果陆小曼不拍那么多电报……

人生里没有如果，总是环环相扣，不过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罢了。

张爱玲曾经劝姑姑写文章，她姑姑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只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

省字，可能是电报的风格；可再省字，发者收者大抵都是明白的。一张薄薄的电报纸，寥寥数字，常常凝聚了人生的大悲大喜。

前些日子我看见一个幽默说，有个男人出远门几年，没回家，有一年冬天那女人给男人寄了床被子。男人收到后给女人发了一封电报，三个字：由甲申。妻子想不会吧，莫非几年不见，他个子长啦?竟说被子短了，盖了脚，盖不了头；盖了头，盖不了脚；盖了中间，头脚都露在外面……

那则幽默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想，也许她丈夫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想她想得睡不着，在床上翻腾，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在那边，一会儿又睡在中间啦。

可能我有点自作多情，我只是想着一个人给一个人拍电报，总是因为隔得远，这一拍一收中，也是一回小团圆。

省字，可能是电报的风格；可再省字，发者收者大抵都是明白的。一张薄薄的电报纸，寥寥数字，常常凝聚了人生的大悲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