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盼年

    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我就开始盼年。娘说：“女盼月，男盼年。女人盼着坐月子，好吃好喝，还不用干活；男人盼着过年，也是好吃好喝，不用干活。你盼年为的啥？”
　　我盼的是过年的光景。
　　期末考试，我还是全班第一名。站到主席台上，领了奖状还有几个本子，喜欢那个硬壳本子。回到家，父亲还会进行奖励，他会把自己去县里开会得到的钢笔奖给我。我拿到钢笔，给自己鼓劲，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还拿全班第一。家中的那条黑狗，知道了我的心事，尾巴摇来摇去，蹲在我的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得我有点害羞。我用脚踢了它一下，它尾巴摇出一股风，跑了。
　　中午的时候，二哥带回家一本《西游记》，他有意地在我眼前晃了晃，假装没有看到我一样，晃到屋里去了。黑狗最亲近二哥，也晃进了屋子。我正在帮着母亲烧火。天要下雪的样子。烟秸子潮湿，刚塞进灶膛，冒出一股浓烟，屋里的空气粘稠得化不开了。父亲带回家一个猪头，还有一大包茶叶，是民政局发的。二哥大声地在屋里读《西游记》，我早就心不在焉，把一抱烟秸子塞满灶膛，正要进屋里去，灶口喷出一道青烟，我淹没在青烟之中，整个土屋子也被淹没了。母亲高喊着走进屋子：“烧火不着，干什么中用呀！”我快速地跑到天井里，青烟顺着烟囱往南飘去，浓烟滚成一条蛟龙，状如蛇，其首如虎，蜿蜒数十米。淡青色的天空，变成烤地瓜的模样。
　　母亲把湿烟秸子扔到水道里，从水瓮舀了一瓢水猛劲地泼下去。水道里的冰刚化掉一层，看着像一面模糊的镜子。烟秸子扔上去，发出“嗤啦嗤啦”的声音，火星子亮了几下，彻底熄了。二哥迈着“狗步”从屋里走出来，用手摸着水瓮，瓮周扎了玉米秸子，秸子和瓮之间填了麦糠。瓮里的水一多半冻着，中间一个瓢型的冰圈。昨晚不知道谁忘记把瓢带进屋里，冻住了。
　　母亲去烧火的时候，二哥凑到我跟前，有意无意地说：“想看《西游记》吗？”
　　“小狗会不想。”
　　“用你的新钢笔换。”
　　就这样，我的钢笔轻而易举地成了二哥的囊中之物。二哥太了解我了，只要能看书，用什么东西交换都行。我所有的新物品最后都会归二哥所有，我使用的都是二手货。
　　晚饭还是煎饼、地瓜、炒白菜、炖虾酱。二哥苦着一张脸问娘：“刚蒸的饽饽怎么不吃？”
　　“就那几个饽饽，留着过年来客吃，现在吃了，给客人喝西北风？”
　　大家都低着头吃饭，只有二哥举着一个地瓜细细端详，不往嘴里送。娘看都不看他一眼说：“娇惯得不轻，有地瓜煎饼吃就不错了。你没经历过60年，到处是死人，都是饿死的。”
　　父亲的面前摆了一个锡制酒壶、白色的粗瓷酒盅，一个食盐水瓶子里装着去供销社用地瓜干换来的半斤诸城白酒。他倒了半壶，随手倒在桌子上一点。然后从母亲的烟盒子里拿了一块我刚用完的本子纸，扔在酒上，点燃。他拿酒壶的手自如地在火上走动。一会，酒壶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淡淡的白烟从壶口飘出，酒香顿时弥漫了屋子。他熟练地从壶里倒出一盅白酒，冒着热气，刚好一盅。他先用嘴舔舔瓶口，盖上橡皮塞子。做完这些，他吃一口虾酱，喝一口白酒。他喝酒的频率很慢，缓慢地端酒，脖子后仰，先是一小口，发出“试啦试啦”的声音，吧嗒吧嗒嘴，陶醉的样子。他并不忙着喝第二口酒，而是变魔术般从身后拿出一块桃酥，递给二哥。这种好东西，只有二哥有享用的权利，其他的人最好连这个想法也别有，有也是白搭。
　　桃酥淡橘色，像一个压扁的饽饽。还像一个慵懒的太阳。姐姐和妹妹都专心吃饭，只有我的视线一直定格在二哥手中的桃酥上。二哥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专权，旁若无人地大口享用。尽管那块桃酥硬得像块砖头，他还是两口就吞下去了。他噎得直瞪眼，母亲赶紧让他喝水，喝了水后的二哥，脸红得像一只下不出蛋的鸭子。
    “大家别攀伴，明天做豆腐，后天煮猪头肉吃。”父亲喝第二口酒的时候，脖子变成一只竹笛，指法紊乱，试啦试啦的声音更大。黑狗的眼睛和父亲的眼睛一个颜色，猪血色。

糊窗户

    娘去集市上了置办了过年用的东西，父亲会带二哥去赶最后一个注沟集，腊月二十七的大集。注沟集在离我家十几里的西注沟村，位于高密市柴沟镇(合并之前的注沟镇)西部，北接西华村，南接李家埠，东与东注沟村毗邻，西面是潍河。
　　父亲喜欢赶注沟集，一是因为注沟集是个大集，一些在邻近集市上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那里买到。二是他可以顺便去看看李家庄子的姨妈，每次赶集的中午饭几乎都是在姨妈家吃的。
　　父亲赶集主要是买过年的鞭炮、报纸、窗户纸、过门钱、烧纸、摆供的蜡烛、“诸子”、花纸等。“诸子”是类似家谱的中堂画，“请家堂”时摆放。整个的画面祠堂风格，气派的门楼外是数位穿着华丽服饰的官宦人物，还有嬉戏的孩童，中间是一对老者。“诸子”在当时属于迷信的东西，没有人敢在集市上卖。在高密的集市上，却可以买到，当然卖主也是偷卖，不敢明目张胆地卖。父亲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员，却很注重供“诸子”这些民俗传统。他把买回的“诸子”藏起来，具体藏到哪里，谁也不知道。二哥和娘一起去集市上买的鞭炮，早被他昼夜不歇地放光了。娘说，二哥除了不爱学习，耍什么都是数一数二的。
　　二姐早就忙活着拾掇屋子了。她烧了热水，把黑面打成糊糊，水开后，倒进锅里，用炊帚疙瘩不停地顺时针搅动。几分钟后，做成了糨子。
　　这时候，我给二姐打下手。饭桌子放在炕中央，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抹上糨子，二姐一张张贴在土墙上。并不是把墙上的旧报纸全部撕掉，而是打补丁样的张贴。父亲说，报纸很贵的。墙上好好的报纸也不知道被谁撕得一块块裸露着墙皮，娘说，“闲得扰燥，磨爪子。”南墙上，黑得可以照出人影来。早上娘吸烟前，把嘴靠紧烟袋锅子，一吸一吹，就把烟袋油子，喷在南墙上，喷的时候，不成规律，一道道的。我们说过娘多次，娘就是屡说不改。二姐把这一块的黑报纸全部撕掉了，糊上新的。
　　等黑的变成不黑的、裸露的变成不裸露的，我家的墙壁花了脸，像个唱戏的，不过比原来好看多了。福蓬上，被老鼠抓碎的破洞，也被二姐糊好。
　　下午，二姐要糊窗户了。
　　糊窗户在当时是很费事的。那时的窗子都是木头的，竖棂子，也有方棂子的。窗台是土的，窗户傍也是土的。不清理干净，糊不上糨子，粘不住纸。窗户纸在窗子上久了，板结为袼褙。二姐用水湿了，用刀背刮，刮干净了，用扫炕笤帚把窗台扫得干干净净的，她还用嘴吹一下，不起尘土，才罢手。
　　记不清窗户纸是专用的，还是和本子纸一样的了。纸，白色、薄而软、韧性较大，不易破损。二姐用剪子把白纸裁开，分三部分张贴。用一整块白纸，竖着贴三根窗棂。中间分为两部分，上边的叫“窗户帘”，也叫“望风窗”“猫道”。下边的是一块固定的白纸。望风窗四角砸了小钉子，每边两个。窗户纸是活动的，最下边的白纸，用莛秆包好粘住，作“卷秆”，可随时卷动。窗口上挂了白线，对角线挂在小钉子上。听到天井里有人走动，娘说：“快卷上窗户帘，看看是谁？”一看，自然就知道是谁造访寒舍了。到了晚上，特别是半夜，听到响声，也是卷上窗户帘，看着黑魆魆的天井，一只猫从墙头上跳下，才一块石头落地，虚惊一场。还没等回过神来，猫从窗户帘嗖地钻进屋里，趴在炕头了。那时，粮食少，耗子却多得很，家家户户养猫，不给猫留出猫道，新糊的窗户不多时就会被猫抓破一个洞。看到家猫不在炕上，娘就会说，把窗户帘卷上去一道缝，给猫留出猫道来。
　　二姐轻轻地用炊帚疙瘩刷糨子，用手把窗户纸轻轻地摁几下，最后，用新买的扫炕笤帚扫一遍，摁平，窗户封好了。每次二姐封好窗户，站在炕前里自我欣赏一番，嘴里哼着：“糊了窗户心亮堂，家中好似变了样；高高兴兴迎新春，再盼明年好时光”。她还自鸣得意地问我：“窗户封得怎么样？”
　　“真好！”我实说。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虚夸二姐，去过小伙伴们的家，他们家封的窗户起伏不平，窗户帘也感觉别扭，没有我二姐封得好。那些过日子的人家，担心窗户纸破了，得花钱重新封窗户，就在窗户纸上抹了豆油，窗户纸坚挺，破碎的可能性减小，可是屋里昏暗。也有买不起窗户纸的人家，用报纸糊窗户的，屋里黑咕隆咚的，看不清外面的事情。窗户纸每张二分钱，糊一个窗户，用一张半窗户纸，可是，有的人家还真拿不出二分钱呢。
　　封好窗户，二姐糊窗户傍。窗户傍用父亲去集市上买来的花纸，花纸可好看了，像印花布。窗户顶、窗户傍、窗户台都糊上花纸。二姐还把后窗户用一大张花纸糊了，只糊住上面，三面开着，这样可以随时拿窗户台上放置的东西。本来就是纸的，家中孩子小，每天都翻动窗台上的东西，不几天，花纸就会掉落了。想重新糊上去，难了。
　　窗户台上的花纸，寿命更短。娘的烟盒子时常放在上面，烟灰随时磕在上面，不几天就面目皆非。
　　等二姐干完这些，我就抢着糊窗花。二姐嫌我糊得不正当，不让我动手，我撅着嘴，跺着脚，看着她糊。她在窗户的上下两边对称着贴上团狮和老虎，中间贴“喜鹊登枝”和“二龙戏珠”，窗户帘上贴“孔雀开屏”。窗户帘贴上窗花，卷动要仔细，稍有不慎，窗花会五马分尸。
　　二姐把“红公鸡”挂在窗户的两旁，下边各拴着一根红绒线，用手拽拽，两只公鸡会“鸡斗”。我和妹妹躺在柔软的炕席上，嘴里唱着：“鸡斗、鸡斗，擀饼炒肉。人家过年咱过年，人家吃肉咱不馋。”还有不馋的孩子吗？何况肚子里还空空的，都是大人教的，让孩子自欺欺人罢了。
　　年，近在眼前。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