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代北京的房价，不得不说京城的房屋分布格局。清廷自明廷手中接管京城后，赶出内城的汉人，实行一城两制，内外有别。内城全是旗人居住，分官房与民房，尽皆国有。外城皆民房，百姓私有。

通过流传下来的房契分析，清代京城房价总体不高。以乾隆朝为例，内城住房均价在32.84两/间，外城均价是38.27两/间。如以每间20平米算，内、外城均价分别是1. 64两/平方米、1.91两/平方米。

在当时，七品知县法定年俸45两，花一年收入买下一间房绰绰有余，二品以上的高官（比如各省巡抚），法定年俸约150两，攒下一年的年俸，就能买下一处上百平米的房子。

当然，以上官员的年俸中不包括禄米和数十倍于年俸的养廉银。

这要放到现在，意味着什么？通常我们会把当时的价钱折算成米价,然后再折算回来.据此推算的话,乾隆朝时期1两银子大约等于现在240元人民币,那么当时内城住房均价为400元每平方米，外城住房均价为450元平方米。

这意味着，若买下内城100平方米的房子，不到四万元就能搞掂，46000元就能买下外城同样大小的房子。

当然，房子类型不同（草房、瓦房），房价亦会不同，上述讨论仅限于普通民房。再者，不同地段的房子，房价也不同。

清代北京，内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东四牌楼、隆福寺街等东边的区域，这些地段房价明显高与其他区域。譬如，乾隆二十四年（1760年），王某买下门廷枢位于鼓楼前斜街东口内的祖屋4间，花去200两银子，相比之下，两年前，满达宁只花250两银子，就能买下地安门外大帽儿胡同的11间瓦房，房价低了一倍。

虽然常年低迷，房价也有涨到发疯的时候，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外城住房价格曾涨到10两/平方米（合人民币2400元每平），若买下20平米的一间房，要花200两银子，高官一年的法定俸银不够用了。

（康熙万寿庆典图。可见北京内城风景）

面对高房价，清廷调控的手段无非就是市场调节和行政干预两种。

采用市场调节，就是增加住房供给。清廷将控制的官房入市，通常会被内务府用来开设当铺、客栈，或转卖给内城旗人以及官员，再逐渐流入民间。第一次售卖时，朝廷拥有定价权，且价格多低于市场均价，如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内阁中书赵秉冲认购正阳门外35间住房，均价约33.29两/间，低于当时的外城市场均价38.27两。

又如嘉庆时外城住房市场价暴涨，朝廷有意将官房价格调低，嘉庆十七年（1812年），官房均价不过25两/间，但外城市场均价高达40多两/间，这让无房的旗人、以及长期在外城租房的官员获益不少。

此外，还会动用一些行政手段来调节。譬如另辟官地盖官房，低价售卖、出租，又将京城贪官的罚没财产充实官房库存。和珅倒台后，其名下大批房产就大大充实了官房库存。

调控效果显而易见。在已有的记录中，从乾隆八年（1743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74年内，绝大多数时间的外城住房房价在40两/间以下，100两以上/间的房价，仅见两次，内城住房价格亦多在30两上下跳动。

可以说，有清一代，外城住房房价多因应市场变化，而内城则绕不开政府的手。在庞大的内城区域内，面对城外垂涎三尺的富商，朝廷本可在房产上狠赚一笔，但内务府创收志不在此，即便是房产契税，也常年稳定在交易额的3%。广大内城（今二环内）虽离权力中心很近，那儿的房价在朝廷的庇护下，却显得很“平民”。

值得一说的是，北京城较为稳定的人口数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内外城人口总数约70余万）与房产资源（据民国北京城房屋数推算为77万间以上）较为适配，是维持房价常年低迷的关键原因之一，这大概是清代前期所有“北漂”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