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邱家淦老师走了，我是从《超然台》的一篇文章(2015年第4期)中才得知的。而六十多年前邱老师的音容笑貌也随即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
    我是1954年考入枳沟完小的。说是“考”，倒也名副其实，因为当时的初小升高小都是要经过考试的，而且淘汰率还不低。就以我们薛家庄初小来说，毕业五人，升入高小者才只有三人。那时的枳沟小学，在县内可算是“名校”了。校址就设在大地主张仲康(人已去台湾)的东花园之内，除原有的房屋外，又新盖了五间大瓦房，甚是气派。每逢六一儿童节和校运动会，鼓乐队一字儿排开，洋鼓洋号齐鸣，常常引得远近的人们都来观赏。至于师资队伍，那更是阵容强大。就以我入校时的八级来说，教语文的赵凤岷，教算术的曹祥俊，教历史的邱家淦，教地理的赵淦，还有教自然的一位姓刘的老师(名字忘了)，都是当时一流的教师。校领导中，教导主任张景森多才多艺，歌唱得好，篮球打得也好，还教过我们一个学期的历史课。只有校长江崇点好像不曾教过课，整天忙于校务。据我的班主任赵凤岷老师后来告诉我，当时校内总共才只有三位党员，除校长外，一位是炊事员，还有一位便是我们八级一班的王勋兰同学，曹庄人，上学时已经26岁。三位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但我们当学生的并不知道这些事。
    在我的印象中，邱老师当年约40岁左右，中等个子，脸色黝黑，常常是腰板挺直，不苟言笑。又传说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而且还是“大官”，所以很多同学都怕他。但我却很愿意和他亲近，因为他教的历史课我最喜欢听了。
    邱老师上课，一反平时的满脸严肃，常常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好像没有什么讲稿，也从不看课本，只是用他那稍微有些低沉但又中气十足的男中音，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尤其是讲到他所感兴趣的内容，更是绘声绘色，引得满堂大笑(他自己从来不笑)。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袁世凯称帝时，模仿袁世凯先是故作谦让继而又半推半就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极了。他讲曹锟贿选，描述曹锟命人用手枪抵着各位议员，并强迫他们在“鸟笼子”(议会所在地)里投票的情景，也令人忍俊不禁。这些课堂花絮，虽时隔六十余年，每一忆及，仍像昨天刚刚经历的一样。当然，讲述之后，邱老师也照例要对历史事件作出分析，并总结出几条结论，如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之类，这便需要学生牢记了。当时学生一般都没有记笔记的习惯，而我则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个很不错的笔记本，专门用来记自己所喜欢的历史课笔记，一学期下来，竟也记了满满的一本。开始同学们并没有发现我的这一秘密，只是由于每一次的课堂提问，我都能圆满地回答邱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这才让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笔记，并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借去传抄。记得同班的张崇美同学便是经常借抄的一位。但可惜的是，这一凝聚着邱老师心血和师生情谊的笔记本，随着岁月的流失，早已荡然无存了。
    由于我对历史课的浓厚兴趣，很自然地也受到了邱老师的关注和厚爱。除了在课堂上(尤其观摩教学)经常提问我外，即在平时见面也常好摸一摸我的头，并慈祥地笑笑。记得有一个冬日的早上，我到校较早，老师们刚刚吃过早饭(老师吃饭就蹲在我们教室前的台阶上)，邱老师也正洗着他那吃饭用的镍制的缸子。不经意间，邱老师转身看见了我。他见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空心棉袄(里面没有套褂子)，扣子还豁开了两个，便一边习惯性地摸着我的头，问我冷不冷，一边又对身旁的张景森老师说：“这孩子将来说不定能成个器。”我当时虽然不懂什么叫“成器”，但已隐约地感觉到，邱老师对我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
    光阴荏苒，高小两年很快便过去了。1956年下半年我考上了诸城三中，三年后又进入诸城一中，最后负笈南游，步步远离故乡，竟成为“东西南北之人”了。几十年来，我虽然未能像邱老师所希望的那样“成器”，然邱老师对我的关爱和厚望，却一直是牢记心怀的。每次返乡，也常从舍弟崇玖那里，打听邱老师的近况。尤其在他任职县政协以后，凡是他在《诸城文史资料》和《超然台》上发表的文章，只要能找到的，我都找来仔细读了。邱老师为人的谦和，知识的渊博，以及为弘扬诸城文化而孜孜不倦的精神，都令我感动，并鞭策着我偶或也写些与诸城文化相关的文章。我明知道邱老师早已是高龄老人了，但内心还是真诚地希望他长寿再长寿。就在2015年的春节前后，当我从舍弟崇玖的电话中听说，邱老师仍能骑自行车往返于北十里堡和城里之间时，其内心的欣喜之情，一时竟难以平静。孰料2015年的7月22日，邱老师遽归道山了。俯首回思，曷胜悲痛之情！
    愿邱老师的在天之灵永存。
    (作者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