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曾有诗云：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史上的高尚人物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自己反复歌咏赞叹，也希望下一代能了解这些伟大的先辈，从中吸取精神力量。传统文化历来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为青少年编写这方面基础性的教材和读物，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陶渊明作品的整理结集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六世纪的两位学者：一是率先从事于此的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最有开创之功；一是北齐文学家阳休之（509～582），后来流传的各本陶集大抵都以他所编定的十卷本为依据。

　　萧、阳两本的原本现在都看不到了，但还能看到他们分别写就的序言：萧统序大抵是思想和文学评论；而阳休之的《陶集序录》则以文献说明为主，他介绍自己的工作道：

　　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陶）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至亡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焉。

　　阳休之掌握三种陶渊明集的旧本，其中两种比较差，内容有缺少，编排较混乱，只有萧统的八卷本是好的，但萧编本缺少《五孝传》及《四八目》，阳休之把这两份文档补充进来，此外大约还做了些编辑加工，形成了他自己的十卷本。

　　以后的陶渊明集一般都按阳休之本作十卷，并在书中收录《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即一称《四八目》者）。

　　但是后来渐有学者怀疑《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这两份文本出于伪托，其中最有权威的意见，出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集部别集类一），略云：

　　昭明太子去（陶）潜世近，已不见《五孝传》《四八目》，不以入集，阳休之何由续得？且《五孝传》及《四八目》所引《尚书》，自相矛盾，决不出于一手，当必依托之文，休之误信而增之。以后诸本，虽卷帙多少次第先后各有不同，其窜入伪作，则同一辙，实自休之所编始。（宋）庠《私记》但疑《八儒》《三墨》二条之误，亦考之不审矣。今《四八目》已经睿鉴指示，灼知其伪，别著录于子部类书而详辨之，其《五孝传》文义庸浅，决非（陶）潜作，既与《四八目》一时同出，其赝亦不待言，今并删除。惟编（陶）潜诗文，仍从昭明太子为八卷。虽梁时旧第，今不可考，而黜伪存真，庶几犹为近古焉。

　　《四库全书》本来就大有权威，这里直接有圣旨（“睿鉴”）在背后起作用，更不容怀疑。于是此后出版的陶集中，就不再包括《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这两部分了。今人编注陶集，也还往往一删了之，肯纳入附录予以收容就算是包容性很好的了。

　　阳休之远在北齐，尚且能看到《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可见陶渊明这两份文本影响之大、流传之广。阳休之水平很高，《北齐书》本传称他“博综经史”，著有《幽州人物志》，他编书当自有根据。后人对他如有怀疑，应提出具体证据，而实际上从没有人提出过。

　　以萧统的水平和工作条件而言，他会看到这两份文本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而终于不编入陶渊明的集子者，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认为不可信；一是认为这两份文本不属于诗文创作，而是陶渊明编撰的基础读物。后一种的可能性更为可取。换言之，这两部分不入陶集的原因，应当在体例不合而不在其内容之伪。萧统的《陶渊明文集序》写道：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

　　可知萧统的着眼完全在陶渊明的“文”。他编的是陶渊明的文集而非全集。萧统是编过大型文学选本《文选》的，其中所收，都是赋、诗、文，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部的内容，至于经、史、子三部的文本，则一概不收，这样的体例在他的《文选序》中有过明确的说明。《文选》不录经、史、子，并非认为那些文本不可靠，也不是萧统没有看到，而是因为既不是“文”，自然不入《文选》。他编陶渊明的集子，应当也采用同样的体例。《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都是关于历史人物按类型编撰的简要记载，按四部分类的办法来说，属于史部。这些文本，当然不能进入由他编定的《陶渊明文集》。

　　曾有文献学家说过：“《五孝传》及《四八目》实北齐阳休之所增，萧统旧本无是也。统序称深爱其文，故加搜校，则八卷以外不应更有佚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九）这里最后一句结论实际上流露了对萧统编辑思想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