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我家的柿子树，栽种在老屋猪圈的北墙脚下，已经有42年的树龄。大侄儿出生那年，父亲喜滋滋地栽下了这棵柿子树。
大侄儿活着的话，和柿子树同龄。
村里的柿子树并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湾西头青海叔家门口的一棵和庄东七爷、八爷家各一棵。他们家的柿子树，都有年岁了。是那种树冠开展、颜色桔红的镜面柿子。柿子熟了的时候，仿佛满树的红星星，数也数不清。
父亲选了一棵一年多的软枣做砧木，嫁接柿子树。他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时候，带回来了“金瓶”柿子接芽。他熟练地在砧木上割取倒“T字形”的切口；接芽切成倒“盾型”，然后把接芽严丝合缝于切口处，叶柄朝上。父亲称这种嫁接法为“倒接”。
此时的父亲，很严肃。他从口袋掏出捆绑切口的布条，谨慎地从上往下缠起，叶柄和叶芽留在布条的外边。大黑狗在父亲的身边转来转去，看到一只猫蹿上屋顶，它就跳到天井当中狂吠。猫并没有因为狗的狂吠而变得慌张，它蹲在瓦片上，看着瓦蓝的天空，猫的眼珠子瓦蓝瓦蓝的。阳光慢慢躲过沟边的椿树，越过南墙头，正好落在软枣树上，新接的芽片，闪着细小的绿光。
父亲每天都在柿子树边转悠，眼睛盯在嫁接的柿芽上，黑狗不失时机地跟在他的身后，眼睛也盯着柿芽，但是它的耳朵支愣着，稍有声响，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也就三天的时间，接芽皮色变得新绿，父亲用手指轻轻碰碰，没有掉落，说，成了。
半月之久，父亲解除了布条。新芽像一支待射出的箭，往天空里长。
来年春天，在一个无风的天气里，父亲在T字形横口上方2厘米处，剪断砧木。一棵改头换面的柿子树，成活了。
父亲在柿子树下，教大侄儿学走路，还让他围着树转圈。大侄儿快晕倒的时候，父亲张开怀抱，大侄儿跌进了他的怀里。等大侄儿会叫爷爷的时候，柿子树结果了。
柿子，瓶状。体大，金黄。刚开始的几年，结果少，母亲喷了白酒，放几个香蕉苹果，把柿子密封在纸箱里烘。不几天的时间，金黄的柿子，变成透明的红。揭去薄如轻脂的柿皮，把嘴伸上去，咂一口，滑进来几片柿舌，绵软香甜的味道，充满肺腑。
这几个稀有的柿子，都被大侄儿享用了去。我们不会和他争夺，我们都是他的叔叔、姑姑了。
父亲一年给柿子追两次肥，一次在深春，一次在初秋。他挖了很深的坑，把猪圈里的壕水灌上几筲，在顶层铲几锨鸡屎粪，踩实。吃了肥的柿子，树冠迅速扩大，树势日渐强健。
刚冒出的柿芽，娇羞嫩黄，像是画家散淡的几笔，过几天，就是一片绿色。叶子变阔变圆，革质，阳光扫过来，带着光泽。慢慢地，从枝条的叶腋间，长出一个个锥形的花儿，淡淡的黄色，画上去似的。
大侄儿拿来小板凳，坐在柿子树下，让我给他讲“瞎话”。我讲的瞎话，都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只不过我会添枝加叶。讲到兴奋处，我四肢抖动，指手画脚，妹妹看到了，说我癫痫症。大侄儿拍着小手，说真好听，还卖劲地鼓掌，我讲得更风情并茂。几只麻雀在树上飞来飞去，大侄儿就不安心了，他刚要站起来，被我一把按下去，我担心他像一只鸟儿一样飞走了。
大侄儿指着柿子花，说，看，长出小耳朵了。
柿子把上果真是四个张开的小耳朵，和大侄儿的耳朵一个模样。阳光从树叶间筛到柿耳上，立时给柿耳涂了蜡油，一直闪光。又过几天，地上落了一层干枯的花瓣，抬头看，小柿子露出来了，像是大侄儿的肚脐眼儿。我一边看小柿子，一边去摸大侄儿的肚脐眼儿，他就嘎嘎地笑。一朵云被他笑得落下来，就在我家的天井上方，我赶紧搂紧大侄儿，我怕他被云载走了。
春天风大，大风过后，地上会落下密密的一层柿子，我和大侄儿捡拾起来，串成柿子项链，戴在大侄儿的脖子上。大侄儿玩脖子上的项链时，我用小柿子和二哥下“五大棍”。大侄儿玩烦的时候，走过来，把我们的棋盘一顿划拉，我们的“五大棍”就泡汤了。二哥的手扬起又落下，他才不舍得打自己的侄儿。
大侄儿长高了，父亲让他站到柿子树下，划了一个记号，说，明年就长到柿子树的一半了。
大侄儿读小学的时候，我家的柿子结果最多。父亲尝试着漤柿子。他把两筐柿子放进大缸，烧了五十度的热水倒进去。第二天，柿子变成了黑色。咬一口，说不出什么滋味，用母亲的话说，好好的东西，被你漤得难以下咽。
父亲把黑了的柿子去皮，竖着切成一块块的，晾晒在墙头上的瓦片上。经了太阳暴晒的柿子，皱成一根根条儿，出了柿霜。吃起来和集市上卖的柿饼没有两样，从此，我家就开始自做柿饼子了。
冬天的晚上，母亲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锅底灰里埋了地瓜。大侄儿和我们一起趴在炕头上，听父亲讲说他的战斗故事。母亲把烧地瓜递到大侄儿手里，说，趁热快吃。黑狗半蹲在炕前里，等着吃大侄儿手里的地瓜皮。
大侄儿的烧地瓜还没有吃完，母亲又把柿饼子递到他手里，说，吃吧吃吧。
平日一直和我们争嘴的二哥，也说，吃吧吃吧。
大侄儿和柿子树赛跑，他很快长到一米八多了。五月下旬，父亲都会给柿子树割皮。他横着割几刀，竖着割几刀，竟然把大侄儿身高的印记割去了。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流泪了，自言自语，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印记呢？
大侄儿结婚后，和大哥分家过。这样加上我们兄妹六个就是八个家庭了。每年柿子熟时，母亲都要掂量柿子的多少，总想均衡地分为七分，大姐远在辽宁，暂时排除在外。
父亲用一根长木杆子，拴了布兜，把树顶上个大、颜色饱满的先摘下来。摘下后，交给母亲。母亲放进纸箱，喷了白酒，放进香蕉苹果，端到房后大侄儿的家里，说，放着吧，过几天就可以吃了。
第二轮挑选的，是给大哥二哥的。摘下后，让他们自己来拿，至于怎么吃，那是他们的事。
第三轮，就是我们姐仨的。分四个盒子。四个盒子中最大的两盒，是给我的。二姐和妹妹的，自己拿回家去烘。我的其中一盒，母亲烘好后，会给我电话，回家去取。走的时候，母亲给我在盒子上做了记号，说，烘了的，先吃着。那一盒子，也给你烘上了，等你吃完这些，就可以吃了。大侄儿正好过来，母亲又分给他一些。
第四轮，才是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剩下的都是小的和熟不好的。父亲在摘的时候，母亲就说，给树留几个。
给树留下的，总有二十几个。
等到各家的柿子都吃光的时候，树上的柿子，红了。这些柿子，母亲谁也不让吃，给鸟吃。
那一年，柿子树开了稀疏的花，结了稀疏的柿子。就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
第二年，柿子树几乎没开花，没结果，大侄儿没了。
此后的柿子树，都没有以前结果多了。
柿子熟的时候，母亲还是一轮一轮地分。第一轮分给大哥二哥，第二轮分给我们姐仨。第三轮，才是给她自己的。每到柿熟季节，只要母亲的电话一到，就可以回家拿柿子了。
又到柿子黄熟时节，满大街的柿子，却引不起我的口腹之欲。因为世上再没有一个柿子是经了母亲的手的。
霜降的夜晚，做得一梦：母亲的棺木和我隔着一个长条形的沙坑，我们姐四个跪在坑边。母亲的棺木缓缓抬起，大姐她们哭声一片，只有我呆呆地看着棺木，放佛远去了一般。
就在母亲的棺木起灵时，我四肢伏地，嚎一声，娘啊……
漫天半红的柿叶，铺在母亲的棺木上，也纷纷扬扬在我的脊背上……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诸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