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明口述 王先贵整理
2015年9月21日上午，笔者有幸拜访了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刘向明。开门后笔者说明来意，刘老气润充足，满面红光地道了声“欢迎、欢迎”，随即转身头前带路往院里走。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比小伙子还有劲，要不是预先就知道刘老是位老革命，还真不敢相信眼前走的是位年近九十的耄耋老人。笔者刚转过迎壁墙，刘老就已在堂屋门前停下了脚步，左手拉开纱网门，右手示意让笔者先进屋，推让一番后，还是笔者先跨进堂屋门槛。屋里的家具都摆设得井井有条，且非常整洁，就连里屋的沙发巾和沙发垫子都铺得很平整。与刘老一起落坐后，一说话，就切入了正题。
一谈到抗战，刘老就不加思索地开启了对当年回忆的闸门。1942年前后，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日伪军在山东省胶东各县对游击区和根据地，经常进行“拉网”篦子式大“扫荡”，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抗日活动。日伪军在政治上“动硬的”，在思想上“用软的”。他们推行“奴化”教育，成立了什么妇女、少年儿童宣传队，大搞“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宣传。并派出大量的汉奸，暗地里到处搜集抗日武装活动的消息，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向鬼子通风报信，鬼子就随即出兵袭击和镇压。鉴于此种情况，中共栖霞县委就发动群众和组织儿童团，在各地一个不漏地盘查过往行人，消除隐患。
刘老说：那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日寇、国军(国民党军队)、汉奸兵，三个妖精闹胶东，抓着就给他点天灯。”三个妖精中，汉奸可恶，最恨人，他们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到处暗探，若发现抗日武装或武工队的踪迹，就去向鬼子通风报信，日寇就接着出兵“扫荡”，对抗日活动的开展造成很大威胁。当时延安抗大胶东分校，就住在我们崔刘家村。这个村，正处在从莱阳去福山县的交通要道上，又是抗大分校所在地，敌人整天想来搞破坏，搞袭击。为保卫抗大分校的安全，村农会(就是村党支部，当时称农会)就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讲着讲着刘老突然站起来，像是又回到了儿童时代，未加思索地就用洪亮的声音唱起了儿童团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刘老自豪地描述着，俺村农会会长指定我当儿童团长。我们天天扛着红缨枪，在村里的几个入口处站岗，盘查出入村子的外来人员。我们都轮流回家吃饭，一时也不准离岗。有一天，我吃过午饭刚换上岗，远远地就望见从南面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朝我们村走来。我就招呼几个同伴注意来人了。小团员们听到号令，立即提高了警惕，将原来提着的红缨枪，像武工队员叔叔那样，将枪端在胸前，红彤彤的枪头指向来人的方向。那两个人走到跟前，我就立马横枪(红缨枪)将二人拦住要路条，他们又拿不出来。从盘问中听出，他们不是本地口音，是未模仿好的半调子胶东话，这就引起我的注意，接着就朝我的一个小伙伴使了个眼色，他就会意地跑去向农会报告。我这边变着法的缠着那两个人问这问那的拖延时间，那二人正要发赖的时候，农会会长和几个武工队员匆匆地赶来把那两个人带走了。后来听农会会长说，那男的是罪大恶极的汉奸，被县武工大队审讯后处决了，那女的叫王华，没杀，是报务员，他们是去烟台接管敌特电台的。
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在我们栖霞县普遍存在。那时我还在康家村小学读书，有时村里来了日伪军组织的宣传队，进行伪宣传，就逼着学校停课，将师生全部“轰”出去看演出。为了对付日伪军的反动宣传，1943年春，中共栖霞县委书记王君一根据上级的指示，作出“针锋相对”的决定。在全县各乡成立少年儿童小剧团，因为都是十多岁的孩子组成的，所以冠名“孩子剧团”。这个小剧团，全部演出宣传抗日内容的小节目。如活报剧“抓舌头”“青年参军打鬼子”等等。这时我就到北泊中学附小读书了，时年15岁。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到村里去，同群众一起观看孩子剧团的演出，后来学校要求各班也排练抗日节目，每星期六演给全校师生看。刘老回忆起那段经历，就神采飞扬：当时我在学校里还是主要演员，学校里也不定期的组织下村演出，配合剧团搞宣传。因为我演得好，演什么像什么，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被选拔到总部设在离我们家十几里远的上门楼乡“山东省栖霞县孩子剧团”，成为一名正式的剧团小演员。这个剧团的成员都集体行动，集体食宿，不能随便回家，学习文化课和排练节目穿插进行。我在剧团饰演多种角色，有时演老头，一提起演老头，刘老对当年的台词记忆犹新：“我老汉有福气，共产党来了见天日，打倒地主分到地……”；有时演军民大生产，刘老站起来，做着刨地的动作，像当年演出一样唱着“开荒、开荒，前方战士要吃粮，织布、织布，前方将士要衣服”。有时合唱数来宝：“父送子，妻送郎，争先恐后上战场……”；还演“抓舌头”的活报剧，我们剧团的老师扮演“鬼子兵”，我们化装成老百姓，“鬼子兵”正在站岗，“老百姓”呼啦的一下围上去，用毛巾捂住“鬼子兵”的嘴，卸了“鬼子”的枪，接着抱腰的抱腰，抱腿的抱腿，分工捂嘴的顺便抱住“鬼子”的头，一齐抬起“鬼子”就往后台跑，立时赢得全场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最常演的角色是化装成应征入伍的青年，“胸戴大红花，爹娘送我去参军”。刘老越讲越高兴，操着一腔胶东口音接着说，我年轻时皮肤较细腻光润，又长了一张白皙的圆脸，两腮再用胭脂淡淡的一抹，刘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个俊就不用提了。连剧团的老师都夸着说：小刘化起妆来，活像块“美玉”。所以每次演完下台后，总有一些大姑娘小姑娘都跟到后台围着我看，都看的我不好意思抬头了。
每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是大合唱，我还是合唱队的总指挥。我们的合唱队会唱五十多首抗日歌曲，唱起来声音洪亮，太鼓舞人心了。刘老坐在沙发上，用脚尖点着地合着拍，随即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支歌还未唱完，又接着换成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刘老虽年近九旬，唱起歌来嗓音洪亮，赛过铜钟，且声调抑扬顿挫。唱着唱着自己觉着不太过瘾，于是就站起来，将80岁的笔者也当成他的小演员，像正式演出似的，打着拍子指挥着他的“小演员”，神采奕奕的边指挥边自己也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正唱着，不知不觉的就加快节奏“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歌，一支歌接着一支的唱个没完，不过，每支歌只唱一两句，看来刘老有欲将他会唱的歌全部唱完的架势。笔者正竖起耳朵想继续听下去，刘老却突然不唱了，停了片刻，把话题一转说，我们的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宣传效果很好，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几个月的工夫，在各村农救会、妇救会的组织发动下，普遍掀起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热潮。全县出现了“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前呼后拥上战场”的新局面，使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有了空前的大发展。
刘老忽然压低了声音，转了话题说，由于我们孩子剧团的宣传对抗日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就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不时地对我们进行袭击，鉴于这种形势，我们每演完一场，不敢停留，必须立即收拾行装，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去吃饭、住宿，为的是怕敌人“捂了我们的家雀”。我们孩子剧团是“军事化管理”，白天在树林子里上文化课和排练节目，晚上宣传演出，演完就快转移，有时吃过晚饭后，再跑到另一个村子里去住宿。睡觉时都不准脱衣裳，各人的鞋子都放在自己的头下当枕头。睡觉时，老师和孩子们轮流站岗放哨，一发现情况，就吹口哨报警，接着就快跑转移。这样的生活，在一个村，至多也只能待三天。有一次，我们在西牟家庄住宿，睡到半夜，敌人来偷袭，想“捂我们的家雀”，站岗的发现后，立即发出信号，老师就组织我们快往树林里跑，老师断后，很快我们都全部撤到了安全地带，那次的安全转移，真是有惊无险。
栖霞县东北部最大的村庄臧家庄，是福山、蓬莱、栖霞三县交界处的重镇，而且还是在从莱阳经栖霞去烟台的交通要道上，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日伪军就在这个战略要点设立了据点，建了一个两层的大炮楼，阻断了三大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对这三片根据地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胶东军区指示栖霞抗日武装大队，尽快拔掉这颗“钉子”。栖霞县委接到指示后不长时间，机会就来了。
1943年秋季的一天，臧家庄据点的鬼子派了两名伪军士兵下乡“催粮”，臧家庄乡乡长(地下党员)应付“催粮”的士兵说：“请二位先回去，天黑以前就将粮食送去”。伪军士兵被“打发”走后，随即通知武工队给炮楼“送粮”，武工队长就安排我们孩子剧团的两名老师组织孩子们完成这个任务。刘老双手一摊说，我这时才恍然大悟，我们的老师原来还是武工队员，都有手枪。老师接到“送粮”的任务后，兴奋地对我们说，咱们排演的活报剧“抓舌头”现在就要派上用场了。老师马上组织我们将“抓舌头”的剧又排练了一遍。然后两位老师化装成农民车夫，选了8名身体较结实，个头较高，反应较灵活的孩子分别拉两辆车子，我也被选在其中。刘老越讲越激动，于是就站起来，边讲边比划：我们出发前就分好了工，抓“舌头”(即伪军哨兵)的时候，有的抱腰，有的抱腿，还有的用毛巾捂哨兵的嘴，因为我比较机灵，老师就分配我抹哨兵肩上的枪。明确了分工后，大家早吃晚饭，趁天还不算黑，我们就上路了，正副乡长跟在后头。车子上的麻袋里，装的全是谷糠，我们直奔炮楼快速前进。
炮楼就建在臧家庄庄前大公路的边上。第一辆车子刚走到炮楼门口，就歪了车子，是故意的，假装车轮坏了，人都围着车子蹲下了，主要任务是防备炮楼里的鬼子和伪军出来增援。我们第二辆车子上的人，望见同伴的车子“坏了”，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装作不关我们的事，你们的车子“坏了”，“倒霉”。我们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哨兵行进。当我们的车子推到哨兵跟前，乡长上前搭话，问哨兵“粮食卸哪儿？”当哨兵抬手一指的工夫，我就顺势将他肩上挂的枪给抹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大家迅速地按事先的分工，一拥而上，抬起哨兵就往庄里跑。武工队长对哨兵突击审讯后得知，炮楼里今晚只有一个班的伪军和两个鬼子。伪军只有长枪，没有短枪，枪，都放在门里边的两侧，两个鬼子在二楼，他们有短枪。有几个鬼子今天上午就走了，去哪谁也不知道。
将伪军哨兵带走后，预先埋伏好的武工队员，一齐行动，各司其职，有的冲进炮楼抓伪军和鬼子兵，有的将炸药包安放到预先侦查好的最佳位置。当被俘的日伪军士兵，高举着双手，悉数带出炮楼门口的一刹那，爆破手立即拉响了炸药包的导火索。刘老双手一扬，微笑着发出“轰”的一声说，日伪军精心修筑了几年的，专门用来镇压抗日武装的大炮楼，顿时坐上了“飞机”。
臧家庄日伪据点拔掉后，打通了三县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通道，使三大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臧家庄日伪大炮楼被炸后，敌人发现此次被袭，哨兵被抓，是一群孩子配合武工队所为，因此，日伪军就疯狂地对孩子剧团成员搜捕、杀害。鉴于此种严峻形势，中共栖霞县委于1944年春发出指示：“全县的孩子剧团一律停办，所有成员全部安排就业”。我当时就被分配到栖霞县西城新华书店印刷厂当工人。进入印刷厂后，昼夜不停地赶印抗日传单及颂扬抗日英雄事迹的报纸和小册子等。
笔者发现，刘老的幸福感全挂在了脸上，感慨道：从来没敢想还会有今天的离休，还会有这样优厚的待遇，这一切都应感恩党和国家的关怀。真是：忆过去艰苦奋斗，想现在美满幸福……。
采访接近尾声，应笔者要求，刘老高兴地取出他被授予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两枚纪念章，端端正正地佩戴在胸前拍了张近期照片。
(作者系繁华中学退休教师)
图为抗日老战士刘向明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