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喜

  十六年前，俺大大的生命之火，在他住了一辈子的老屋里，被可恨的夺命病魔一口吹灭。
  俺大大去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俺大大在人间的良好表现，是应该上天堂的。因为，俺大大是公认的好人，在村里是个好村民，在家里是个好父亲。
  俺大大在世时，生活特别简朴。对吃喝历来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要有粗茶淡饭填饱肚子，足矣。在我们一个锅里摸勺子的那些年里，俺家的剩饭剩菜，大多数都被他打扫进了肚子。
  大集体时，开春以后社员上坡干活，早饭和午饭大都由生产队安排专人送到地头吃。每次给俺大大送饭，母亲都尽可能把饭菜做得好一点。可我父亲，好像不知道好的好吃。饭菜越好，吃得越少。剩下的，都捎回家犒劳了我们几个孩子。
  俺大大过六十大寿时，我从县城托人买了一瓶茅台酒准备在寿宴上喝。那时物价低廉，一瓶普通茅台酒才卖十六块钱。俺大大问，这酒一瓶多少钱？我说，不算很贵，也就十六块。他一听惊得出了声：“俺那天来，十六块还不贵？”说完，他便把这瓶茅台酒给藏了起来。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我说：“大大，把那瓶茅台酒拿出来咱今晚喝了吧？俺大大没说话，只是一笑，转身上了里屋炕上，从天棚顶上掏出16元钱，对我说：“前些日子我把那瓶茅台拨出去了，喃，这是那钱，你拿着回城里留着吃饭用吧。咱庄户人，不用喝那么贵的酒。”原来，那瓶茅台酒被他原价卖给了别人。
  俺大大体格健壮，力气过人，干起活来，都说像头大牤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用小车运石头，别人推八九百斤，他一装就过千。有一次，因他推的太多，半路上，轮胎打了炮，车圈扭成了麻花。第二天，收石料的安排别人去推回这些石头，足足装了两车。
  秋后，从坡下往生产队场里挑棉花柴，别人一次担一百五六十斤，俺大大一趟挑到二百多斤，有一次，扁担都压断了。再重的活，拿到俺大大的“劳动餐桌”上，都是小菜一碟。
  父亲心灵手巧，庄户地里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坡里的耕、种、收、割，场里的打、扬、略、垛，家里的砌囤、支炕和垒锅框子，他都非常在行。
  俺大大还有一手制作各种壶具的绝活。一张铁皮或一块锡皮到了他手里，敲打焊接一鼓捣，就能变出一把把精美别致的燎壶、茶壶和酒壶来。
  另外，在家用工艺品舞台上，钉盖顶、缚笤帚、编筐、结篓、扎炊帚等诸多巧妙活，也都是俺大大的拿手好戏。
  生产队的时候，俺大大是队长最喜欢的“整劳力”之一。无论安排干什么活，他都能认真负责地圆满完成。而且，俺大大干活，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一样干，所以，当官的百之百都喜欢。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俺大大就曾经冒着枪林弹雨，用扁担为解放军挑过给养，抬过担架。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又在兴修水利的劳动大军里，冲锋陷阵了若干年。修水库，打平塘，建桥梁，筑渠道，什么硬仗都打过。每到民工编班分排的时候，俺大大就成了“香饽饽”，都争着要他。都知道，父亲出马，一个顶俩。
  俺大大对孩子特别亲热。每次我从县城回家，他总是乐呵呵的，像过年一样高兴。又烧水，又冲茶，又刷盘子又刷碗，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好像不是他的儿子，而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最令我难忘的，是1980年端午节。那天，因忙于工作，我在城里上班没能回家。俺大大竟步行60多里路，专程到县城送粽子给我吃。大热的天，背着一兜粽子，连续走了六个多小时，浑身热得就像洗了汗水澡。当我领着他去澡堂洗澡时，我发现，他脊梁上不知是叫热粽子烙的还是叫兜子磨的，通红一大块，感动得我差点哭了。
  俺大大2000年和我们永别后，虽没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留给我们一大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好名声和好口碑。仅凭这些高贵的精神财富，就足以使我这个当儿子的，倍感富足、自豪和骄傲。
  （作者系实验中学退休干部，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