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5岁的世纪老人杨绛，除了是钱锺书夫人这一人所共知的身份，还是杰出的翻译家、作家、小说家、剧作家，是许多人口中百年罕见的奇女子，被誉为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由资深传记作家罗银胜在阅览了大量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后撰写的《杨绛传》，是首部全面记录杨绛的人物传记。作者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杨绛的百年人生，包括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同钱锺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尽现其博学、睿智、宽容、韧性的纯德名媛风范。
父亲杨荫杭曾是热血青年
本书的传主杨绛的故乡在江苏无锡。江南名城无锡，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邦。多少年来，这里风景如画，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1878-1945年），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所记其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不畏强权的包公（当年也被称为“疯骑士”）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尽管他学习十分努力，但尚未毕业，便被学校除名。对这件事，杨绛在文中谈了她所知道的经过：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这时是1897年，可见杨荫杭从年轻时就形成了刚正耿直的性格。他所入的上海南洋公学，也是一所公费学校，由巨贾闻人盛宣怀创办。过了两年，南洋公学遴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杨荫杭亦名列其中。
杨荫杭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没多久，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作为会员的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专事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诸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论自由》等书，这些作品译笔流利典雅，对推动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享有威望。
1901年夏，杨荫杭利用暑假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一组织是当时江苏省最早的革命小团体。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译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沧海桑田，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编译的（1903年再版）。近代人孙宝恂在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曾提到过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1903年，译书馆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杨荫杭因此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那时，杨荫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会的事情之外，还在上海兼职，任《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
1906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1907年7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而毕业。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至1910年的注册证。倒是后来钱锺书告诉她：
“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Codeof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她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故而她问钱锺书：
“你怎么会知道？”
钱锺书回答说：
“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几页封面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根据那张注册证得知，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319页，于他离校以后的1911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杨荫杭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或1928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她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
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母亲唐须嫈也是知识女性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也是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龄，他俩于1898年结婚。唐须嫈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汤国梨（章太炎太太）是同学。唐须嫈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现存关于唐须嫈的史料不多，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自然提到了她父母的关系，读来感人肺腑、弥足珍贵。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
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可想而知，她是相当幸运的。
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排行第一，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人。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都比杨荫杭小，出嫁后都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她们两人和杨绛的关系比较密切。
杨荫榆比杨荫杭小六岁，由他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两年以后，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后来赴日本、美国留学，故日文、英文都十分熟练。两度回归，分别担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时的杨荫榆顽固守旧，与进步学生对立，发生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的“女师大事件”，“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杨绛在这里指的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北京数千名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示威中，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在这一事件中，杨荫榆站错了立场，遭到鲁迅等进步人士的痛责。
但是，这位独身而孤僻、在家中也不受孩子们欢迎的女教育家，在后来日寇侵占苏州时，却显示了她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对自己民族的大忠大勇，因骂敌而罹难。
欢快活泼的童年
杨绛，1911年7月17日（阴历辛亥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杨绛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所以排行老四。
杨绛的童年时期，面临古老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她出生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正积极投身于一系列革命运动。杨绛出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反动专制统治，也同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其时，旧的王朝终于风吹雨打而去，而民主与科学的大纛所揭橥的救国救民的道理和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社会性的思潮，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乃至发展之路。
这就是杨绛诞生前后的社会现实。
民国初年，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住在杭州。他因坚持司法独立，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乘机诬告杨荫杭“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帮忙说了好话。这样，杨荫杭才没吃大亏。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
杨荫杭夫妇带了杨绛等人到了北京。杨绛是在五岁时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告诉人们：“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俯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那时候的杨绛欢快活泼，充满童趣，惹人喜爱。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她们陪小杨绛打秋千，蹬得老高，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嘴里不敢讲出来。
有一次，女高师的学生聚在一起举办恳亲会，演三天戏，一天试演彩排、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请小杨绛去做戏里的花神，把她的牛角辫子盘在头顶上，插了满满的花，衣裳也贴满了金花，杨绛既开心又得意。又有一次，学校举行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小杨绛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小杨绛天真无邪，机灵可爱，博得了大家的喜爱。
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全家也没有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
导致杨荫杭被迫离开北京的是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据杨绛回忆：“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6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
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
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这样，还在上初小三年级的杨绛，便跟着父母一家人一起启程回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