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纸上的医药广告之滥觞，大约起自光绪丁酉年（1897年）。

当时有个叫孙镜湖的人，曾当过一名小官，后来突发奇想，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京都同德堂的药铺。这家药铺唯一的产品就是燕窝糖精。

孙镜湖为了推销药品，开创了在报纸上登广告的先河，而且是大登特登，吹嘘糖精如何从燕窝中提炼，滋养效力如何有效，“不数月而获利三倍”。

为了使广告有奇效，孙镜湖聘用了很多写手为他写广告软文，其中不乏一时名士。晚清资深报人沈毓桂活了100岁，曾是《万国公报》的编辑。当孙镜湖找到他写医药广告软文时，沈老已经九十岁，依然昧着良心提笔写了一篇作文。

这篇文章说，他曾得到朋友馈赠的燕窝糖精，“服之精神为之一振”，并说这种药“取地道燕窝，以机器去其毛疵，以化学撷其精华，调以真味，制成糖精，功效非常，能开胃健脾，填精补髓，生津液，美容颜，随时酌服，立见应验”。

最后，沈老现身说法，称自己“敢比冯唐，每以鬻文卖字为活，寒暑无间，著作日富，精神日惫，然犹耳目聪明，手足便捷，实由日服糖精之效”。

而大学者俞樾（俞平伯之曾祖父、章太炎的老师）则给孙镜湖写了一封感谢信，说他在戊戌那年，有个叫徐蔚卿的朋友送了他一盒燕窝糖精，“服之果获奇效”，如今他年逾八旬，还能在灯下写小楷，全赖此药神力。

与之对应的是，俞樾曾写过《废医论》，被认为是近代提倡废除中医的第一人。

孙镜湖在短短几年内挣了大把钱，后来做了富家翁，从此不再经营此业。

另一个上海医药大鳄黄楚九早年曾学中医，是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后代。他十六岁时还是在上海城隍庙门口摆药摊的，后来开了一家药房，利用中国人崇洋心理，用一张犹太人画像做标志，起名“艾罗”，研制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造的药，听名字都吓死人，个个都有神效。他后来还利用国人抵制日货的心理生产了“龙虎人丹”，对抗日本的“仁丹”，发了一笔横财；后来又推出一种“百龄机”（人造血一类），看名字就知道是个大忽悠。

为了推销药品，黄楚九在《申报》、《新闻报》上大做广告，并且制作了巨幅广告灯在上海滩夜夜闪烁，据称广告费高到药品价格的三成。

大作家吴趼人——对，就是那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为“艾罗补脑汁”写了一篇《还我灵魂记》。吴趼人称他患精神衰弱，服此药后，“果幸克奏奇效”。吴大作家将此文以及自己的近照寄给黄楚九，并强烈要求“勿登报以避标榜”。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软文为他挣来了三百块稿费。

著名报人包天笑特别讽刺这种艾罗补脑汁，说这药卖十块，成本只有一块，这一块钱还包括七毛钱广告、两毛钱装修，只有一毛钱的成本。

当时沪上报业发达，报纸广告最博人眼球的就是药品广告，其中最流行的手法就是保证书和感谢信，很类似现在小报上登载的模仿女子口吻的“感谢XX药，找回了好老公”之类文章。

在各种药品广告中，补脑药尤其盛行，这种药不仅能耳聪目明，延年益寿，而且能“打败侵略者”。近代中国贫弱，所以健身强国是各阶层最好的精神振奋剂。

只是，药品广告滥登，反而给外人留下相反的效果。据上海老报人陈伯熙记载，当时就有老外看到沪上医药广告太多，称中国为“病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