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林口述 王先贵整理
（上接)
1964年春天，县里推荐我参加“山东省劳模大会”，还发了一枚“劳模大会纪念章”。刘老回忆说，当时县政府给报的材料，会议期间，当时的省委书记谭启龙、省长白如冰约我吃了好几次饭。除了在会上表扬肥城县园艺场外，在吃饭时还多次当着上级领导的面表扬我干得好，说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就在开省劳模大会那年初夏，“六月鲜桃”成熟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又去靠近通往泰安的大公路边的桃园，锄地松土。刘老眉开眼笑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远远望见大公路上从南来了四辆小轿车，汽车跑到靠桃园边的公路上都停下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汽车很少，那样的车队更少见。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都聚精会神地瞅着那些小汽车。我干活的地方离公路远点，又觉着车不车的不关咱的事，不在乎，照样干我的活。远远望见从最前面的车里下来一位像干部模样，穿着很朴素的中年人，并向路边的果园走来，接着从第二辆车下来一位拄着拐杖的年长者，正在东张西望。随即又下来一位少将随从人员，站在年长者身后。那位中年人问我们的职工：“你是否知道这里有个园艺场？”“这就是。”他又问：“这园艺场里有个叫刘树林的人？”我们的职工来了精神：“是俺的场长。”随即自觉很荣耀地往我那边一指：“那不！在用一只手锄地的那位就是。”那中年人回去同年长者说了阵话，又反回身来，让我们的职工叫我过来。我扛着锄过来了，年长者问我：“你就叫这个名？”“是。”我很快回答。年长者回头同身后的人(后来知道是华东局秘书长)说：“看来小谭没虚报。”(指谭启龙书记上报我身有残疾，仍与工人同劳动的事)。第一位下车的中年人(华东局办公室主任)朝年长者呶了呶嘴，小声对我说：“那是华东局柯老（柯庆施：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专程来看你。”当时我一愣，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忘了让老领导到场办公室休息一下，反倒是柯老先发话：“走，到你办公室看看。”柯老让我上了他的车，还嘱咐：“我这次来是专程看你的，不是检查工作，不要和县里打招呼。”
一进园艺场的大门，柯老就很惊奇地自言自语：“面貌真整洁。”再往前走，柯老的眼神就被我五彩缤纷的“五姊妹”吸引住了。柯老边走边问：“这是你培植的？”“是。”“一棵树怎么能挂这么多种桃？”“我看这棵树长了五个大分枝，就想尝试一下，嫁接上不同成熟期的五种桃，看能否成功，现在看，这几种桃都挂住了。先成熟的是‘五月红’，只红2厘米左右的尖部。‘六月仙’能红到腰部。‘扁桃和大尖绿’成熟了也不变红，一直都是绿的。只有第五种‘大观音’能全身变红。这五种桃的成熟期相差近两个月。但前四种桃，即便是熟了，它也不脱落，所以‘大观音’的脸全红了，它们也还都挂在树上，因此显得特好看，引人注目。”柯老一转身瞅着我说：“想不到你扛枪打仗是好样的，管理果园也是行家里手。”我那时反应也快了，接着说：“都是现学的。”与柯老边走边说，不觉就绕过“五姊妹”到了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柯老第一句话就说：“像过日子的。”我们的办公室平时就保持整洁，已成为一种习惯。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办公桌上的用品摆放整齐，地面清扫得无纸屑无草刺。柯老知道，他这也算是来“偷袭”，不是特意为迎接他而准备的，所以一进门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在公路上刚见面时，柯老就嘱咐不要告诉县里，可柯老是中央四大局之一的华东局一把手，又是中央“五老之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刘老回忆到，就在柯老看办公室的壁报栏时，我“偷”了几分钟的时间，向县委汇报了。不多时，县委书记刘泰东同县长骑自行车来到园艺场办公室，叫了声“柯老您好”之后就站在一边了。柯老没抬头，像是在对他们俩说，我不是来检查你们的工作，是专程来看小刘(指我)。接着柯老望着我说：“听小谭汇报，你对桃的营养成分很有研究，说说看。”我接着恭恭敬敬地回答，我做得还不好，研究谈不上，只是做了些摸索。俺园艺场是培植“肥桃”的专业园艺场，俺栽培了四五种蜜桃，它们的微量元素含量都差不多，只是糖分含量不同。例如，“天宫寿”桃和“大观音”桃的含糖量都是24%，其他几种桃的含量都是18%。柯老指示，测测看，技术员立即取来“测糖仪”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和我汇报的数据完全相同。柯老满意地笑了，笑意未尽，接着又说：“看来小谭的汇报无半点浮夸，不过还不详细，真是名不虚传，有军人气魄，是块好钢，放到哪里都放心。”柯老左一个“小谭”，右一个“小谭”地说着，我也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听，柯老看出我听得很茫然时，接着解释到：“就是谭启龙，认识不？”听了解释后，我猛然醒悟地说，是俺的省委书记。柯老在谈话时，只对我说：“小刘坐下说。”但其他人全站着。连他的随从少将同志也始终立正站在柯老右侧身后，我看他伫立长久，有点累，就示意他坐下，那少将微微地摇摇头，没敢坐。
那天的接待工作没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端茶递水我全包了。刘老继续回忆着。当我给柯老再次倒水时，柯老突然说：“我看看你的手。”当时我也不理解柯老的用意，就伸出右手，左手干活磨得很粗糙，没好意思伸，柯老却偏要看左手，没办法，只好伸了过去。这下可好，攥住我的手不放了，同时颤着我的手，向在场的人员，又像是说给县委书记听：“你看，一个右肩内还存着敌人子弹的伤残军人，用一只手同工人一起劳动，创造出这样好的业绩。”接着又用另一只手摸着我手上的茧子继续说：“手上磨出的老茧像一半蚕豆扣在骨节上，真叫人心疼。这样的人物在山东省都是典型，你们本县更应该好好学。”柯老松开我的手后接着说：“小刘，和你在‘五姊妹’树下照个像留作纪念吧。”刘老很惋惜的一脸无奈地说：“那张五人合影照片(柯老、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少将随从和我)，在‘文革’中也被红卫兵抄去了。”
在这之后，不仅肥城的县直部门和部分公社都到园艺场参观学习，泰安地区的其他县区也组织参观团来园艺场参观指导。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来园艺场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真是应接不暇。
一身正气晚节香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我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古人云“在外千般好，不如故乡亲”。刘老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那年春天，突然产生了回老家的念头，走着坐着甚至在梦里都回到了生我养我的美丽家乡——诸城。我的申请得到肥城县委的批准，于1977年初夏，正式向诸城县委组织部报到。
报到不几天，组织部派两位年轻的同志找我谈话，说要我去孟疃中学干校长。一听我懵了，扛枪打仗还行，从小就练就了枪法，与果园打交道也凑合，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现在要去教育战线打拼，实在是赶着水鸭上架。虽然我心里这么想，可还是在领导面前表了态：“试试看吧，我执行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是入党誓词中的一句，执行党的决定决不能讨价还价，这是检验一名党员党性纯不纯的标志之一。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977年8月，就走马上任了。由子弟兵、果农工，一转行，正式踏上了教育战线。
我一踏进孟疃中学的大门，立即受到学校领导班子及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顿时被这隆重的欢迎气势所感动，同时也增强了我办好学校的信心。
孟疃中学是距县城较远的农村中学，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学校基础都比不上城里的几处中学。刘老停了片刻，然后就将当时的想法向笔者一吐为快。当时我就把学校工作与带兵打仗联系起来。带兵打仗要抓两头。对敌情侦查清楚后，关键要抓好指挥员和战斗员，这两员抓好了，指挥员临战指挥的正确，战斗员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就一定能打胜仗。在学校要调动老师和学生两个积极性，并且要将这两个积极性同时调动起来，还得配合默契，才能出成绩。通过了解，教师中存在几种困难和情绪。一是个别老师，尤其是几门主课老师，才摘掉各种名目的“帽子”，怕弄不好再重新戴上，整天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工作。二是个别老师生活困难，有的全家五口人，只靠30几元的工资生活。学生中也有两种情况，有的学生带的干粮计划着吃，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有时吃不饱。二是有的学生接受能力较好，但学习成绩较差，关键是缺乏指导和找不到学习窍门。
找到了办好学校的办法，就逐个“战役”地打。先从解决教师的思想问题入手。在教师会上我大胆地讲，极个别的同志好容易把戴了多年的并且是因为错戴的“帽子”摘掉了，就怕再戴上，所以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工作。我认为帽子多是好事，冬天戴棉的，夏天戴单的，常年不晒头皮，要不“帽子”店吃什么。会后，有的老师好心对我说，你怎么敢在会上那样讲，若再有“政治运动”会被打成“反革命”的。我理解同志的好心，向他解释，党不会把已经纠过的“冤、假、错”案再“错”回去，那已成为历史了。随后就找有类似情况的同志谈心，解开老师的思想疙瘩，使其轻装上阵。同时，其他问题也都得到妥善解决。在所有困难中，唯独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最难。每年中考，高分段学生都被城里的高中录取了，我们乡镇中学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中、低段的学生。我发现，这些学生并不“笨”，而是由各种原因缺课拉了距离。学习像上台阶，要是越级上去了，中间几步就缺腿了。于是就发动各科老师给学生补课。刘老高兴地对笔者讲，这一举措还就是管用，连续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被高校本科、专科或高中中专录取。在交流中，刘老总是说这个老师工作积极，那个同志贡献大，就是不愿意谈自己。
据与刘老共事多年的70岁的刘德军老师回忆，刘校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考虑片刻就讲：“叫我给刘校长总结的话，应该是‘为党工作，鞠躬尽瘁，只讲贡献，待遇让位’。自从刘校长调来后，我们孟疃中学的面貌，逐渐地好起来。无论是教师的思想，师生生活，还是教学成果，都有新的起色。这人活动能力很强。到任不几个月，就与学校所在地——大下坡村关系搞得很好。他去村委借了钱，在学校开了小商店，主营文房四宝及生活用品，既方便了学生，又解决了学校经费不足的困难。所得盈余，大部分用于补助学生的生活，另一部分逢年过节给老师发点福利，同时还对家庭生活困难的老师进行慰问。刘校长经常到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吃饭，他观察到，部分学生因家庭生活较拮据，经常不买菜吃，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即与大下坡村联系，借了几亩地，种上生长期短的各种菜，由教师包干，学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分组轮流管理。只要是学校生产的菜，伙房对学生只收‘火’钱。很快，学生的体质大大增强，学习劲头更足。校长经常说，外围障碍清除后，就要打‘攻坚战’了——升学。”刘老师继续回忆：“校长来的那年冬天，经过研究和老师推荐，从高二选五名各方面较优秀的学生，插班到高三学习，各科老师在统一授课的同时，再抽课余时间对插班学生补课。全体教师都豁出命去教，学生也豁出命去学，校长虽不懂教学，但他能豁出命去陪。陪着老师办公，当服务员，没有架子，打水扫地都干，有的老师批改作业到很晚，都是刘校长催着休息。老师熄灯后，他再抽查学生宿舍的休息情况。由于全校齐动员，战高考，第二年结出了丰硕成果。应届毕业生有5人升入本科，6人升入专科，跳级的5名学生中有4名升入本科，1名升入专科。这一成绩对于偏远的乡村中学来说，就算是辉煌的战果了。并且连续几年，每年都有学生升入本科或专科院校深造。几年下来，我们孟疃中学累计有60多人升入本科院校。学校也得到了社会的赞誉。那几年，每年都有县里或其他乡镇的家长，人托人地变着法将学生送入我们学校学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