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的花钱行善，乃是个学习及发展的过程。

古代社会，国家的治理功能并不完全，有钱人的财富多半是不动产的土地庄园，现金不多，而且古代的寺庙教会乃是唯一的慈善机构，人们相信捐钱给寺庙教会行善，就是神和上帝看得到的好事，好心会有神的好报。捐钱行善符合了宗教的许愿报应功能。因此古代社会的捐钱行善，主要都是透过宗教组织而为，寺庙教会也多半扮演着施粥施衣的社会救济角色。

而到了现代，国家的救灾济贫功能逐渐正常化，已犯不着由人们捐钱来办，而且现代工商业发达，富人已拥有大量可流动的财富，于是富人的捐钱行善，就成了独立于寺庙教会的单独角色。国家发生重大的天灾，政府应该动用资源来救助，社会有什么不幸，政府应该循它的救济体系来做社会救济。这些工作都不必有钱人来介入。那么，有钱的富人，他们如果有好心，这种好心应如何发挥？

于是我们就应注意到19世纪产生了一种新的“博爱人道主义”（philanthrorism）开始崛起。博爱人道主义乃是为富人行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说法。

世界第一个博爱人道主义的大富翁，乃是19世纪的皮波底(George Peabody)，他是美国麻省丹佛市人。他出身贫寒，做过农夫及皮革工人，但他聪明能干，后来靠股票而成了百万富豪，相当于现在的亿万富豪。他致富后，慈善的手笔非常土豪，经常带着一大堆现金，到乡下旅行，看到穷苦地区就拼命撒钱济贫。后来他可能听了别人建议，遂开始捐钱办学。耶鲁大学的自然史博物馆即他捐建，美国第一所巴的摩尔音乐学院也是他捐建。大富翁捐钱办学，从他开始！

1936年，美国前代学者杜德曼(Eduard C.Lindeman)出版了一本专门著作《财富与文化》，那是研究博爱人道主义的经典著作，后来该书于1988年重印。我花了一点心思，买到了它的重印本。那本著作里，对20世纪初期美国大富人相继成立各种基金会作了相当实证的研究。书中指出，当时的富人，对富人行善有很深的自觉，富人认为他们不应去和政府竞争，政府应做的事，就让政府去做。一般人零碎捐钱，教会去做的救助型慈善，他们也不应抢着去做。富翁应该做的，乃是政府与教会没有去做的工作，因此富人的博爱人道，遂集中在政府和教会没有做的工作，那就是超国家的长远工作，例如科学研究，医学的研究，先驱性的教育，以及文化的普及等方面。于是遂形成了举世最独特的富人扮演着领导未来的先驱先行角色的模式：

（一）富人成立基金会，基金会的董事，主要都是找各行各业具有未来视野的精英分子参与，集中在兴办科学和医学教育等未来的教育和研究等工作方面，于是富人成了未来国家的方向引导者的角色遂告确立。

（二）富人关切文化的推广角色，文化乃是全民素质提升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先驱性的实验教育，范围无所不包，政府对此都力有未逮，它只能由大富人负起责任。

（三）富人应该关心全球性的大问题，例如和平人道问题，人类的医病问题，国际的交往问题等。当世界上的这些问题受到关切，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因此，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博爱人道主义遂快速发展，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富人文化。大富人如卡耐基捐图书馆几百个到全国，如洛克菲勒兴办医学研究等都是范例。有钱人靠着这些工作而名留后世，美国也因此变得不同。

中国发展较迟，以前并没有富人，近年来富人才告出现，所以富人应该做什么事，乃是中国的新生问题，美国人的经验，中国的富人可以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