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让这段历史就这么消逝，必须让年青一代知道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并且铭记这段历史，避免以后重蹈战争覆辙。”
2015年9月2日晚，广东粤剧院舞台中央，蓝色幕布下，端坐着的中国军人和俄罗斯军人各自演奏管弦乐器。这是一场由俄方主办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音乐会。
奏毕一曲《神圣的战争》，后排一位中国观众激动地喊着：“乌拉！乌拉！”全场掌声持续了将近1分钟。“乌拉”，是俄语的一句表达强烈感情的语气词，并没有具体的意思，俄国士兵在冲锋时通常也会高喊“乌拉”。
主办方之一、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梅德韦杰弗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共同胜利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战争，教我们学会真正的爱国。”
音乐会当晚，主办方之一、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阿廖沙并未出现。此时，他刚刚抵达北京，准备作为嘉宾观看9月3日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
一直以来，围绕着阿廖沙的，是他作为刘少奇长孙的传奇身世。
一生中的两次阅兵
阿廖沙的父亲刘允斌是刘少奇长子。1939年，刘允斌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子弟被陆续送往莫斯科，成年后娶了阿廖沙的母亲玛拉。
1957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刘允斌面临着人生前所未有的选择。刘少奇写信要他回国：“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那时，他已在苏联拿到副博士学位，在研究所上班，与太太感情深厚，并且已育有儿子阿廖沙和女儿索尼娅。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回国。
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玛拉和一双儿女在1959年断绝了与刘允斌的联系。在俄罗斯的数十年中，为了避免麻烦，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单位，阿廖沙从未向人提起爷爷和父亲，亦从未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和刘允斌的名字。直到1992年，姑姑刘爱琴才终于找到了玛拉母子。但由于受到军人保密条令的限制，阿廖沙在2003年才真正回归。
如今，阿廖沙的名片上，在俄文译名前还印着“刘维宁”三个字。悬挂在他办公室墙壁上的，是被刘少奇亲吻的经典照片、与王光美等人的合影，以及爷爷刘少奇的肖像——这些都在提示他的身份。
在这一生中，让他印象深刻的两次阅兵是：一次在苏联，作为军人出现在198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阅兵方阵里；另一次，就是2015年9月3日的北京天安门阅兵，在中国，他作为嘉宾在现场观礼。
阿廖沙还记得，1986年他还在苏联军事学院读书。白天上课，每天晚上还要再训练两三个小时。“训练是雷打不动的，无论冷暖，训练都要照常。”为了在阅兵式上达到完美，这种日子持续了两个多月。
阅兵训练需要花费很多体力和精力，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每个动作都需要分别做很多次。阅兵检阅是在广场上几分钟踏一下步的事情，但前期需要好几个月去准备，挥洒太多的汗水，是为了不让正式阅兵的时候发生任何意外状况。”阿廖沙说。
至今，他还难掩当年受阅时的兴奋：“当你踏着步走过广场的时候，听到军乐、军鼓的响声，然后听到齐声踏步的声音，看到指挥官向士兵们致意时的心情，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只有参加过的人才能体会。”
200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2015年5月9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莫斯科红场阅兵，他都在电视上观看了全程直播。
每当看着受阅部队在进行曲中走过广场，他都很激动：“真希望能再去参加一次阅兵仪式。”
“今天的一切都非常好，有最完备的组织，军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武器装备很先进。许多外国来宾出席。我感受到了对伟大中国的尊敬。”在观看完2015年9月3日天安门阅兵后，阿廖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能让这段历史就这么消逝了”
2007年回到中国定居后，阿廖沙参加了“新四军后代合唱团”。2009年，他领唱了《喀秋莎》这首苏联经典歌曲。
他还记得第一次面对中国观众时，自己有点紧张和害羞。但当他被中国观众的热情感染后，便放开了：“你会非常想要把自己的心声传达给观众们，这很难用语言去形容。”
2015年8月31日，在广州黄花岗剧院举行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音乐会上，他又与夫人一起登台演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写字台上还放着他演出时使用的歌谱。
“不仅仅是《喀秋莎》，很多俄罗斯歌曲在中国都备受欢迎，很多都被翻译成了中文传唱，并广受中国人民好评。所以我很开心能给中国听众唱歌。而我也看到，大家都很喜欢。”阿廖沙说。
在距离二战结束70年的今天，当年的老兵日渐凋零。阿廖沙认为：“我们不能让这段历史就这么消逝，必须让年青一代知道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并且铭记这段历史，避免以后重蹈战争覆辙。”
2015年7月，阿廖沙重走了刘少奇的抗战路，十余天穿越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四省七地。他了解到，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中共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刘少奇和陈毅临危受命，重组新四军军部。此后，新四军迅速壮大，从2万人扩大到9万人，整编为7个师。到抗战结束，新四军人数已达到30万人。
退役后，阿廖沙定居在广州，创建了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经常组织中俄企业互访。今年4月，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举办的首届中俄实业论坛，就是由阿廖沙创建的机构协助举办的。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分论坛，主题是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类似的活动，去年他们举办了100场。
“活动有大有小，有商业互访，其中一半在俄罗斯举行。例如，俄罗斯码头设备陈旧了，码头行业协会就组织人到上海、广州、深圳考察设备及运作。此外，还涉及公路建设、投资招商、中小企业互访等。”阿廖沙介绍说。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一个外出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这意义非凡。在今年的莫斯科阅兵式上，习近平主席也与普京总统交流颇多。从国家领导人最高层面的，到其他文化、运动方面的，两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阿廖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9月3日中国阅兵与5月9日俄罗斯红场阅兵，两国均邀请彼此的阅兵方阵参加并作为压轴表演，在阿廖沙看来意义重大。他强调：“在中国阅兵式上，俄罗斯的方阵在最后一个出场，这是非常意义重大的排序，也展现出中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度信任。”
早在七十多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时，苏联援助了中国大量物资，派遣空军志愿队。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使大量日军陷于中国战场，无法进攻苏联，也从客观上减轻了其压力，可以集中精力对抗德国法西斯。
体内流淌着中俄两国血液的阿廖沙认为，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一点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就可以看出，中国是最大的参与方，俄国又是这个项目中重要的市场。未来双方将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