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强

  2015年6月11日，一位来自天津的查档者来到了我市档案馆，他要查询其母亲的档案。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母亲是诸城人，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教会的孤儿院中长大，后来在教会办的小学读书，并在那里毕业，他来到档案馆就是要查询他母亲在孤儿院和教会小学时的情况。
  我市档案馆馆藏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它们是瑞典传教士在诸城传教期间所留下的，孤儿院和教会小学正是瑞典传教士所建。听完这位来自天津的查档者的描述，工作人员想到，他要查的档案应该就在瑞典传教士所留下的档案中。于是工作人员找出了这部分档案。由于传教士档案大部分为瑞典文书写，无法阅读，工作人员只拿出了中文部分供查档者查阅。
  瑞典传教士所留下的中文档案主要包括教堂的工作记录、小学毕业证书及存根、制服费清册和传教士在中国所拍的照片。其中小学毕业证书及存根引起了查档者的兴趣。两本毕业证书及存根的日期均为民国31年(公元1942年)6月27日。毕业证书和存根在一张纸上，右边是证书，左边是存根，其中填写了毕业生信息的存根，其右边的证书原件均被撕下，我们可以判断，其内容应与存根一致，证书原件应是发给了毕业学生。
  在毕业证书及存根上，存根右边部分为正文，左边为时间，正文内容如下：学生王培真系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年十四岁，在本校毕业，特给证书，留此备查。毕业证书正文内容为：学生XX系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年XX岁，在诸城浸会立XX级小学校肄业，期满考查，成绩合格，准予毕业，此证。在“浸会”右边有一排红字，为“基督教”，“立”右边有红色“私”字，“立”和“级”中间则为红色“高”字，可见此处内容应为“基督教浸会私立高级小学”，由此我们可知，这所学校的性质为教会私立小学。而证书原件的四个角上，分别有“瑞”“华”“学”“校”四字，可知该校名称应为瑞华学校。
  查档者仔细翻阅了毕业证书存根上所填写的每一个名字，很遗憾，上面并没他母亲的名字。之后他又查阅了其他档案，也没有找到他母亲的名字或者照片。虽然如此，民国时期的小学毕业证书和传教士所拍的教堂、孤儿院等照片还是给了他很大的惊喜，他从中看到了母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和养育母亲长大的传教士。
  瑞华学校是诸城瑞华浸信会所办的教会学校。诸城瑞华浸信会创建于1905年。当时，诸城尚无教会学校，新式学校也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学生入读私塾。
  浸信会成立之后，教会即着手建立学校。瑞华学校初期学校规模很小，后来逐渐扩大。关于学校规模具体数字，并无准确记载。据《诸城市志》，1920年，学校发展到4个班(1-4年级)，有学生70-80人，教职工6-7人，后发展成为完小，有学生150人。1938年，日军侵占诸城后，瑞华小学仍旧开办，1947年传教士离开诸城后停办。诸城基督教堂相关资料也记载，瑞华小学(男校)先后请了男教师7名，女教师5名，学生近百人，分1年级到4年级。瑞华学校毕业证书及存根统计，从1929年到1942年该校毕业生总数为210人，其中初级小学112人，高级小学98人，平均每年毕业生人数为15人。我市档案馆所保存的瑞华学校的制服费清册，时间为民国33年(公元1944年)8月，该档案应为学生购买校服的缴费清单，按照其中记载，当时学校共有6个班级，1至6年级每个年级缴费的人数分别为36人、24人、32人、34人、12人、17人，如果全部学生都已缴费的话，这些数字就是全部学生的人数，也就是说当时学校共有学生155人，平均每个年级人数近26人。这样的办学规模在当时还是比较可观的。
  瑞华学校虽为教会学校，但所设课程同普通小学大致相同，包括国文、算数、修身、史地、音乐、体育等，只有星期一讲一堂圣经课程，由令师母授课。因而，该校虽传播宗教信仰，但总体上仍然是一所传承文化的普通教育场所。
  除瑞华学校之外，瑞典传教士还在诸城建立了瑞华医院、孤女院等社会事业。来自天津的查档者，他母亲幼时所在的孤儿院就是孤女院。它是瑞典浸信会在中国兴办的最重要的慈善事业。该院建于1921年，负责人是白多加教士。孤女院的经费大部分来自瑞典教会，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教众捐助。孤女院面向社会开放。孤儿进入孤女院以后，生活一切由院方负责，直到嫁人或者工作为止。孩子们在孤女院中的生活水平高于当时一般家庭，长大后在瑞华学校上学，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教育。据《诸城市志》，孤女院从开办到解散，共收容60多个孩子，解放时尚有14人。1944年，白多加回国，孤女院改由杨芝环护士负责。1953年，政府接管孤女院继续收养遗弃婴儿，至1957年撤销时，有11名孤女，其中3名安排就业，其余择偶成家。
  在诸城的历史上，瑞华浸信会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它映照的是近代时期西方现代文明对古代东方文明的冲击。从这层意义上说，这张民国时期的小学毕业证书又何尝不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见证？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