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回归的历史告诉人们：“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未来的必由之路。

 青岛回归的来龙去脉

 1891年，出于防御外敌入侵的考虑，清政府在青岛设防。

 1897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侵占青岛。

 1898年，德国与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澳地区99年。

 1914年，日本趁欧战之机，以“以备交还中国”为名，出兵山东，击败德军并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

 1915年，日本以青岛为由头和支点，提出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逼迫中国政府与其签署 《民四条约》，除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增加筑路通商权利外，还企图长期霸占东北、福建等中国领土，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脉，以确立其在中国的“优越地位”，激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浪潮，美国等国家对日本独霸中国企图也更加关注。

 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达成秘密谅解协议，承认日本在战后可以占有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1918年，日本通过向段祺瑞政府提供借款，诱使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达成两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在换文中，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在山东的各项要求表示“欣然同意”，确认了日本在山东的驻军权和对胶济铁路的经营权，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提供了口实。

 1919年初，在帝国主义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将其在山东攫取的权利合法化，中国代表则要求收回日本攫取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4月30日，英、法、美牺牲中国利益，决定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的条文写入《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引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企图合法占领中国山东的阴谋破产，山东问题遂成为所谓的“悬案”。

 1921年，为重新瓜分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美国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要求大会解决“山东问题”。在美国建议下，山东问题由中日在会外通过边缘性谈判交涉解决，英美派代表列席。

 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互换批文，条约生效。12月1日、5日，中日两国签订《山东悬案纲目协定》和《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

 12月10日，日本将“德国旧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

 1923年1月1日，日本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交还中国，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基本得以恢复，青岛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个租借地。

 并不是彻底的回归

 日本对交还青岛早有一套腹案。交还青岛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关键问题是交还什么、怎么交还。日本在1914年8月对德最后通牒中信誓旦旦地宣称，占领青岛是为了“以备交还中国”，貌似公道、仗义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享有一战“天佑”之机的日本从日德之战尚未开战就已设计好了，将交给中国的是青岛之“名”，自己不仅将霸占青岛之“实”，更重要的要将“交还”作为筹码，在中国榨取更多的权益，获得在中国的“卓越地位”，以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抛出了“二十一条”，亮出独霸山东、垄断东北和福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等底牌。为实际控制青岛，日本先是要求在青岛设置专属居留地，退而要在青岛设共同居留地，企图将青岛变为日本手中的“租界”；精心布局，在青岛扩建市区、开设工厂、兴办商社、出让公产、鼓励移民，所有举措，无一不带有长期垄断青岛的目的，做了一笔“名”归而“实”不至的生意。巴黎和会后，日本诱使中国政府与其直接谈判交还青岛问题，意图以势压人，避免其他国家对其施压，最大限度地赢取在华利益。在具体谈判交还青岛的鲁案善后谈判过程中，更是狮子大开口，强取豪夺，最大限度地把持特权、榨取利益。

 从中日两国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青岛及山东保留了大量特权。条约规定：日本应在条约实施6个月内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但日商与海关行文时可用日语，海关职员亦要聘用少量日本人；日本应在条约实施9个月内将胶济铁路交还中国，中国向日本偿还铁路实价5340万金马克和日本管理期间内永久性增修设施设备的费用，以国库券交付，15年内偿清，并以铁路作抵押；在未偿清之前，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及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等的会计长；中日合资兴办授予德国矿山开采权的山东矿山；开放胶澳德国旧租借地；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青烟、青沪海底电缆交还中国；中国购买日本移交的青岛、济南无线电台；日本放弃1898年中德条约中的优先权等等。

 在日本的精心策划和强行压制之下，中国政府无奈收回了一个残缺的青岛。日本交还青岛后，在青岛长期保持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日本在青岛总领事馆内设警察机构，下设9个派出所，甚至一度公开挂出派出所的牌子，公然行使警察权。日本军舰长期驻扎青岛，进行所谓的“警备”，1927年和1928年，日军两次以保护侨民为由在青岛登陆，出兵山东。日本在青侨民人数众多，还设立居留民团等民间组织，维护日侨权益，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在青日侨横行霸道，走私贩毒，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胶济铁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日本的抵押品，中国实际上丧失了自主经营权，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工具。日资企业在青岛占据了垄断地位，纺织是青岛的支柱产业，日资纱厂为8个，且资本均达千万以上，唯一的华商华新纱厂资本仅250万元。其他如化工、橡胶、火柴、面粉、榨油等和金融、贸易企业，也大多由日本人掌控。

 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解决不能说是中国外交的胜利，只能是中国外交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达到了以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遏制日本的预期目的，是最大的获利者。英国实现了维持现状的愿望，唯独日本不得不退出一部分掠夺来的赃物。中国虽基本收回山东主权，但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不过是“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共同侵略之场”，“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在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中国以丧失重大战略利益为条件，得到日本早已决定放弃的“残骸化”青岛，中国外交何有胜利可言。

 收回青岛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果。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已有意识地尽量用多边关系来解决双边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利用国内民意和国际压力，在山东问题交涉中采取强硬态度，迫使日本为了消除其他列强的猜疑不断作出让步，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了山东问题的解决，毕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对青岛民族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收回青岛后一段时期，日本侨民明显数量减少。1920年末，日本在青侨民达到24536人，是为第一次日占时期的最高值。1924年末，日侨已经减少为13504人。再如日本在青岛新建企业速度明显放缓，部分企业倒闭，效益下滑。1922年日本在青岛10万元以上规模的公司 （商社）为138家，1926年则减为96家，部分公司经营状况出现萎缩和亏损，一些中小企业停业倒闭。与之相反，中国、欧美公司分别由1922年的76家、19家增加到1926年的120家、64家。当然，对资本实力雄厚的日本在青大企业，交还青岛并没有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青岛回归之际，国人曾对青岛寄予厚望。1922年11月7日，王正廷在济南召集各界报告鲁案会议经过情形称：“但使管理良善，商业发达，为国家多存一分主权荣誉，使将来成为东亚第一商港，则鄙人之所厚望者也。……上海为全国商业之最，今青岛可驾而上之。将来铁路修通联运规定，必为第一商港无疑。……总之，青岛发达，即山东发达，山东发达，即全国发达。故必合全国之力为之，使发展一无遗憾，此则鄙人所希望者也。”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岛回归后继续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盘剥，王正廷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相反，青岛回归伊始，即成为各路军阀搜刮民财、筹措军饷的造血机器。在曹锟的支持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谋得首任胶澳督办一职，他大肆搜刮民财为曹锟“贿选”，计议将青岛港口设备、市区公产、土地和胶济铁路的机车等抵押于日本，以换取1300余万元的巨款。其密谋泄露后，引起强烈反对，被迫中止，但他仍将商埠官办的屠兽场以40万元卖给中日商人合办，胶澳电气公司亦交给中日商人合办。以上款项及市财政收入，均由熊炳琦奉献给曹锟，作为收买议员、贿选总统的费用。其后的历任督办也都搜刮民财、筹措军饷，甚至屈服于日本压力悍然出兵屠杀罢工工人，致使青岛工商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青岛回归原因探究

 与收回德租界相比，中国收回青岛跌宕起伏的过程，集中反映了国际国内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光辉业绩。占领青岛之时的德国威廉二世，决不会想到倾心建设的模范殖民地17年之后即易主，更不会想到这片土地将经日本人之手交还中国；做着以青岛为砝码换取独霸中国美梦的大正天皇，决不会想到日本的贪婪奸诈导致自己成为国际上的孤家寡人，更不会想到山东问题将激发中国人民的抗争意志，从而彻底扭转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争是青岛回归的首要原因。日德之战伊始，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无视中国政府设立的中立区，强占潍坊、济南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其强盗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进行“二十一条”谈判的消息暴露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抵制、焚毁日货，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袁世凯的卖国做法，迫使日本暂时收敛了部分侵略要求。特别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披露后，引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政府在处理山东问题上不得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国人民密切关注华盛顿会议的动向，通过派代表监督中国代表团、集会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筹款赎路等形式支持中国政府收回山东主权，全国人民的抗争对收回青岛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巴黎和会彻底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促使他们探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出路，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政府得以收回青岛，与美英等国遏制日本的国际局势有直接关系。一战结束后，日美矛盾在亚太地区日益加剧，两国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更加突出，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内容。但是，美国并无主动出击、直接与日本对抗的实力，只能采取逼迫日本刹车的遏制策略，防止其步步进逼、得寸进尺。在这一背景下，巴黎和会期间，日本在列强的支持下，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等内容写入《凡尔赛和约》。但是，由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和约涉及山东问题的条款，日本的企图遭受挫折。为解决远东和太平洋等问题，美国出面组织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以进一步遏制日本独霸远东的企图。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条约，使远东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英日同盟”被废除，日本在一战期间以武力威胁在中国所取得的独霸优越地位被否定，列强要按照“门户开放”政策在华开展竞争，“华盛顿体系”使中国重新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作为遏制日本的主要措施及结果之一，在美英的斡旋下，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边缘性谈判收回青岛。

 日本急需借摆脱山东问题的羁绊以缓和国际关系危机，也是青岛得以回归的一个原因。面对一战后日本难以独占中国的国际形势，为避免与列强发生尖锐对立，国力不足的日本主动妥善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放弃一些次要利益，以求协调与美、英等列强的关系，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从而保住在一战中获取的主要利益。维护东北等地势力范围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抛弃青岛本来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既定方针，在逼迫中国直接谈判交还青岛已不可能的背景下，日本借华盛顿会议之机顺水推舟，适度妥协，以“国际协调”为名抛弃已“残骸化”的青岛，在不完全退出的前提下放弃了在山东的部分权利，也避免了国际社会在东北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对日本施压。即使如此，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仍难以接受，声称日本做出了单方面让步，是“屈辱”的外交，为日本重新侵占山东大造舆论。因此，交还青岛只是暂时解决了山东问题，日本卷土重来的危机没有得到根除。

 中国收回青岛这一历史事件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国际力量没有根本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国政府无力根除日本在华的侵略恶果，为未来国际社会留下严重的后果，这一教训值得注意。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的1921年11月26日，裕仁以皇太子身份奉命摄政。担纲之初便不得不被迫交还青岛，极大地刺激了这位未来的日本天皇。裕仁在24年后向近臣谈及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时，仍心有余愤地说：“究其原因，是已潜伏于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条约的内容之中”，“强迫归还青岛”，“足够激怒日本国民”。这表明，在裕仁心目中一直存在夺回日本在中国失去非分权益的欲望，这对日本未来继续走向侵略的不归路产生了直接影响。裕仁成为昭和天皇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以阻止北伐为名，“圣断”日本军部出兵山东的奏议，再次选择了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路线，使日本逐步走向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