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建

  我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已退休多年，赋闲在家。
  从我儿时记忆开始，父亲一直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特别是在冬天的早晨，我都会被父亲的咳嗽声所“叫醒”。父亲披衣而坐，咳嗽不断，有时甚至是咳得撕心裂肺，然后再卷上一袋老旱烟，所谓“压压咳嗽”。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费解，本来就是因为抽烟而咳嗽，为什么还要用烟来“压咳嗽”？这不是以毒攻毒、变本加厉吗？
  我高二暑假时，众所周知，这个假期，看似是假期，实则“暗流涌动”，都在“卯着劲”复习功课，争取高考好成绩。
  假期一开始，冲着父亲的健康，我便和他搞了一个“君子协定”：整个假期，只要他不抽烟，我就一次电视也不看，一心一意抓学习。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父亲抽着烟，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烟头一扔，用脚踩灭，说：“这个烟我戒不了，但你不能看电视，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我则赌气答复：“你如果这个假期抽烟，我就保证不了不看电视。”
  这个约定，因为父亲的不能坚守而未能履约。我也没有如“约”所言。“导致”第一年高考不理想，只好“重整河山”，复读了一年。
  每一位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孩子考出好成绩，找到好工作，寻求好归宿。我的父亲当然也是如此。但从他不能履约这件事上，看得出戒烟的难度确实很大！大到以我的高考作为“赌注”，都不能使他狠下心来戒烟。
  父亲的戒烟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那是1999年“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我在单位值班。突然接到邻居大娘的电话：“你大大(当时母亲正在城里二哥家看孩子)头疼得厉害，下不了炕了，快回来看看吧。”
  放下电话请示了办公室主任，我匆忙往家赶。一到家，挽起父亲便奔赴医院。路上，我一边稳定父亲的情绪，一边联系医院的大夫。
  等检查结果出来后，确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大夫讲，幸亏来得及时，没有大面积出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就是这样，父亲还是住了整整一个月的院。头15天，因为出血过多，压迫脑神经，他一直是稀里糊涂，有时打着点滴，也会突然坐起、下床，吵着要回家，并且大小便失禁，都是母亲一手伺候着，我们哥几个每天都排好班，晚上值守。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父亲的身体逐渐康复，而抽烟这个“顽疾”，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戒了。
  现在想想，他的戒烟，并非是主观决定，可能因为药物的相互作用，彼此相克，使他抽烟的欲望彻底消失。
  现在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和他说起十几年前的事情，他总是嘿嘿一笑，反复说“抽烟有什么意思，我是一点也不想”等等；说起“君子协定”这事，他说早就忘却了。
  我的一位年龄相仿的多年老友，真的是“铁杆”烟民，每天都是一支烟接着另一支，可谓烟不离手，是公认的“烟鬼”。
  但前段时间，这位老友竟然宣布戒烟！且要求我们中的一些“烟民”也不要抽。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决心、毅力和行动，也并没有如社会上所传说的那样：嘴嚼口香糖、手抓葵花籽来“分散”和“转移”吸烟注意力。从他身上，看不出戒烟“难”在何处。据这位老友讲，戒烟需要的是个人毅力和大环境的结合。他说，烟瘾再大，坐动车和飞机不也得忍着吗？
  很多烟民在戒烟这事上，都在演绎着“戒烟-再抽-再戒”的历程。
  据统计，全世界现有“烟民”11亿，其中中国最多，达到3.2亿，占世界总数的29%。全世界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近500万，超过艾滋病；中国超过100万，占到了世界总数的20%。
  相信每个中国人通过这组数字，都会感到不解和痛心！抽烟给我们的危害太大、代价太大！要想方设法，帮助每位“烟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抽烟的危害而产生畏惧感，主动戒烟，改掉恶习，自觉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到那时，不单是税收的问题，关键是随着罹患癌症、死亡人数的减少，国民素质、幸福指数、综合国力都会提高。
  那样的话，真的是民之福、国之幸啊！
  （作者单位：市社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