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混在县城，主要凭做炊饼手艺吃饭。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如果武大郎炊饼做得足够好，做成东来顺涮羊肉、北京烤鸭那样的名牌，可能一生衣食无忧，还可能由流动摊主摇身变成前店后坊的掌柜，雇工干活，有面子，有里子，逐渐将脚上的泥巴洗净，成为城市市民不可或缺的一员。

事实上，高级技工在明朝确实吃香。且看崇祯时期《吴县志》“人物”篇，专记能工巧匠。比如嘉靖年间有个雕工周治，擅长雕镂嵌空，“玲珑奇巧，宛如图画”。马勋、李昭、柳玉台、蒋苏台、沈少楼，是扇工里的大师。陆子刚是雕玉大师，尤敬是墨拓妙手，徐三泉、王后溪是杰出的装裱师。安徽有个姓鲍的木匠，寓居吴地，精造小木器。周定业善做鞋，极坚久，得提前几个月预定。张岱说过，一般的篾匠、漆匠、铜匠、窑匠，地位低贱，但嘉兴漆竹的腊竹王二，苏州莓箓竹的姜华雨，嘉兴漆匠洪漆、铜匠张铜，徽州窑匠吴明官，都是行内名家大手，社会地位很高，“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陶庵梦忆·诸工》），这些牛人能和官员、学者平起平坐，掰手腕。

而更多的则是武大郎式小商贩、小手艺人，他们进城务工，克勤克俭，为晚明城市生活提供各种便利。

无数“武大郎”沦为农民工，除了因为何良俊所言赋税徭役日重，入不敷出，还有土地被豪强兼并、人口密度剧增、经济结构变化、城镇化程度提高因素的影响。

明代中叶，正统五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116个州县，失地农户达36640户。成化四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成化七年，达到40多万，最高达150多万。这些流民必然成为廉价劳动力，充斥雇佣市场。

宣德年间，全国大商业城市有33个。万历十年统计，宛平、大兴两县，包括针篦杂粮行、炒锅行、卖笔行、柴草行及理发、餐饮、修理等服务业的下三则铺行，共约有34377户。《宛署杂记》载，万历十六年两县上中二则铺户分别有3787户和6383户。《顺天府志》载，万历两县所管的农村户口，宛平14441户，大兴是15163户。铺户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再如山东临清，一个小城，但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交通冲要，隆庆、万历时有布店73家、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磁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货大店13家、典当百余家、客店大小数百家。明朝中后期，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地纺织业发达，机户出现，他们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载，明末广东的冶铁业，从开矿、炼铁到鼓铸，有千余人参与。

较之《北虞集》里记载的乡民谈参，上述铺户、作坊老板雇佣的各类伙计、工人，则与今天的农民工几无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