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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南
岳南 原名岳玉明，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62年生于诸城，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文学创作专业、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其代表作《南渡北归》荣获“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传纪作品奖”。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北方迁往南方，尔后再回归北方的故事。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并且还参加了满清入关后首次乡试并得中，一直耿耿于怀，深以为耻。如今对与自己同一时代，且多为昔日故旧、同事，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敢愿为日本小鬼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傅一接手北大事宜，即在报上发表声明，拒绝汉奸进入回迁的北大。
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克郎搬家--滚蛋。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或“枭首示”等等。傅斯年于《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斩钉截铁地提出：“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现己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
蜗住在北平的伪大学教员们一看傅斯年摆出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架式，既惊又怕又怒又恨，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混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秘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按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或者说“我们就是国立北京大学”。与此同时，伪教授们联合起来向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于 11月7日北平《正报》发表了答傅斯年的《敬告书》，以示抗议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中说自己与一批伪教授留守北平，乃“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
面对容庚叫嚷的汉奸还是汉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诡辩，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并“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再次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发表声明，对纠缠与诡辩者“赌咒发誓不肯录用”，声明称：一、专科以上学校 ， 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在[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 ， 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当记者问及像周作人、钱稻荪之类的文化汉奸如何办时，傅以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就在傅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于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优闲地作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在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连载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