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百花园地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现代派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涌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出现了文学天空中耀眼的璀璨群星。远的不说，在诸城的周围，五莲县的军旅作家李存葆，以振聋发聩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莹》，一炮打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高密的著名作家莫言，凭借《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一发而不可收，引起了国内、国际文坛的关注，成为世界级作家，并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显然，近邻县市的文学成就，对于有着深厚文学积淀的诸城来说，略微尴尬，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曾创造了许多全国经验的地方，文学相对滞后，文学的高峰若隐若现，这无论从诸城的历史和现实来看，都是极不相称的。现在，好在诸城出了个岳南，因他的考古文学，如《南渡北归》等，在国内国际上已有名气，他的履历籍贯上，赫然标榜着“诸城”二字，使我们揪着的心松了一下。可是，毋庸讳言，仅有反思是不够的。君不见，文化设施的硬件是一个方面，软件配套如何？安丘、临朐那样的县市，每年搞全省全国文学大奖赛，高密也有风生水起的红高粱文化节，我们有这么多名人古迹，是否应有大手笔？扯远了，收回打住。我辈因天赋不高而惭愧，眼下，幸有一批70后作家，具有较高的文学潜力和实力，已在全省乃至全国崭露头角，着实令人欣喜。
    具体一点说，我的文学创作，从来就微不足道，不入潮流，除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经典作品，并没有自己的所谓风格，基本上，是沿袭了现实主义的特点。这与诸城大多数作者一样，秉承传统的文学观念，关注现实，贴近生活，为人生而素描，为底层群众鼓与呼。应该说，我们出身诸城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如王统照的《山雨》，臧克家的《老马》、《有的人》、《老哥哥》，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和《普通劳动者》，无不是直面现实的优秀之作，给我们树立了文学的标杆和高度，也使我的创作，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89年3月18日，我以张愚为笔名，在《潍坊日报》发表了小说处女作，随后，又陆续在《光明日报》、《山东文学》、《当代小说》、《青岛文学》、《文学世界》、《时代文学》、《青海湖》、《海燕》、《福建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几十篇，近百万字，出版了小说集《红鲤鱼》，报告文学集《眷恋》，有的小说、散文，还获得全国、省和潍坊市级奖。1992年7期、2014年3期《小小说选刊》，分别选载了我的小小说《外公》和《除夕》，1992年6月，我成为山东作协会员。现在，似乎应该得出结论，我是怎样滥竽充数的了吧？如果有人，开玩笑似地，问起我的代表作和成名作，我的小说，是否达到国家级刊物水平？我肯定会惶惶然，哑然失笑，脸红脖子粗的。我无言以对，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自己过去发表的所有文学作品，没有一篇是满意的，更惶论读者了。
    不过，既然是“混子”，出来混，哪怕混个虚名，也能一时糊弄个把人。限于我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浅薄，最好是闭嘴，以免贻笑大方。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知识产权工作，恰与小说创作挂上了钩，这就使我的门，把不住了，故作高深，禁不住想咧咧一番。我觉得，小说作品，就是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一件发明。发明分为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和发明，最高层次是发明。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初学作者，一般是模仿，像加工一个纸盒子，小样扒大样，里外都一样，稍有一点改动，如尺寸大小，图案颜色深浅、高山变平原等，产品出来了，得，外观设计，申请个专利吧。实用新型，就复杂一些了，如将盒子，起码变为三角形、菱型的，跟别人就不一样了。至于发明，则必须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创新，犹如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这一点不能含糊，否则经不住国家局的实质审查，过了三年，你也拿不到证书。同理，小说创作，需要发明，而不是模仿。其实，发明就是发现。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不管是主题、题材、结构、语言、故事还是人物，就成功了大半。你在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写出来，给了读者全新的启发，回味和思考，就会被读者记住，就有点入门的味道了。如果，现在写已经烂了的农村题材，你依然只是揭露假恶丑，人性的自私，社会的黑暗，是明显不够的，因为有人的警醒与批判，比你早而且深多了，也更理性。没办法，你还是重新发现吧，发现什么？靠你的眼睛，头脑，一句话，思想。思想是一种全面的综合的能力，是一种智慧，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就升华和深刻了。
    切记，浑话，乱弹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