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而且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

唐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富有吸引力。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很大。新罗在682年仿唐制设立国学，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儒家经典和子史要籍成为新罗学生的必读书。后来新罗又仿照唐朝培养专门人才的制度，设置了算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分别讲授《九章算术》和《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

日本的乐舞、书法、绘画、工艺制作、都城规划、医药、服饰等方面均受到唐文化的巨大影响。唐代的乐器、坐部伎和立部伎等歌舞都被日本引进。中国以人物、山水和风俗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传人日本，日本画家模仿、学习而创作的作品，其风格酷似唐画，被称作“唐绘”。1972年发现的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其绘画题材和技法都直接渊源于唐代墓葬壁画。当时在日本收藏唐代的书画作品和工艺美术品的风气很浓，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保存了大批从唐代传人的文物。在都城建筑方面，日本在奈良朝以前没有固定的都城，都城建制规模比较狭小。元明天皇708年即位后，始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都城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794年，桓武天皇迁入平安京(今京都市)，新都的布局更加接近唐代都城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搬不改。日本的寺院建筑也学习唐朝。鉴真亲自参与修筑的唐招提寺，气势雄伟，结构精巧。它所采用的鸱尾、三层斗拱等建筑方式给日本佛教建筑以直接的影响。总之，唐代的文化是具有魅力的文化，唐代文化的输出是和平而且积极的，周边国家对于唐代文化的认同，提升了唐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保障了唐朝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唐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时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人数很多，他们把西域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宗教主要是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在北朝已经传入中国，唐朝官方设置了管理祆教的专门机构萨宝府．设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职员。长安城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建胡祆祠。有祆寺5所。洛阳有3所，西北的凉州、敦煌和吐鲁番地区都有袄寺，鞠氏高昌(465—640年)等地区有祭祀胡天之制。近年在敦煌地区发现了一些关于祆教的绘画材料，说明祆教在该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曾经是波斯的国教。它在祆教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唐以前摩尼教可能已经随粟特商人传入新疆地区，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有波斯僧人携《二宗经》到长安，摩尼教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宗进一步特许摩尼教在内地传播，并赐题“大云光明”的匾额于摩尼教寺。大历六年(771年)，又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晚唐时期，福建、河南等地的摩尼教仍很活跃。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僧阿罗本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十二年于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高宗时，洛阳、广州、沙州、灵武、周至等地都建有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唐玄宗时改称大秦寺，其教称景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大秦寺立《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根据碑正面中文下部的叙利亚文，石碑是由来自吐火罗首都巴尔赫城的某长老之子乡主教耶质蒲吉(即汉文碑文中的伊斯)所立．另一叙利亚人中国教区主教兼长老景净撰文。碑文首先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叙述了景教从唐太宗时阿罗本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情况，最后赞扬了大施主、原来在郭子仪帐下供职的伊斯(即耶质蒲吉)的乐善好施精神。碑中提到“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之事。景教经文保存在敦煌文书的有《三威蒙度赞》、《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听迷诗经》、《尊经》等。据《尊经》所记，大秦本教经都530部，由景净翻译的只有35部。

伊斯兰教是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唐代来华经商的伊斯兰教徒们在其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把伊斯兰教传人到中国。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中国兵士杜环，从中亚西行到了地中海东岸，762年，由海路从大食回到广州。他归国后撰写的《经行记》，记载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物产交流情况，介绍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些风俗。如妇女出行要戴盖头；每天礼拜五回的宗教习俗；只信真主，不信鬼神的宗教信仰；不吃猪肉、狗肉，每年斋戒一个月等。杜环还介绍了拂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国和印度等地经商，851年，他将其见闻写成书，916年，由另一位阿拉伯商人哈桑补充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该书留下了当时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航线的记载：称赞中国的海船坚固庞大，可以从事远海航行，中国出口的丝绸质量很高，中国人个个是能工巧匠；还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与瓷器，以及侨居广州的伊斯兰商人的情况。这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本阿拉伯人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游记。

在唐代，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深且巨。印度的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也由于佛教石窟的开凿而影响到中国。唐太宗时还从印度学习了把甘蔗浆熬成糖的技术。中国改进提高了熬糖方法。制成了白糖，其方法又传人到印度。印度的天文历法进一步传人中国。唐高宗时的迦叶孝威曾协助李淳风修订《麟德历》，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还聘任天竺迦叶氏术士担任天文历法官员。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编纂的《大衍历》吸收了天竺术士瞿昙氏的历法成果。著名的《开元占经》就是瞿昙悉达辑成的。

综以所述．唐朝不仅是中国奉行开放政策的典范，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朝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其对外开放的政治和物质基础，唐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使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相反，在“安史之乱”和晚唐中央政权极度衰落时代，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交通路线被阻绝，东亚地区的遣唐使也中止不遣，唐朝的开放和繁荣都已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