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原名岳玉明，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62年生于诸城，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文学创作专业、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其代表作《南渡北归》荣获“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传纪作品奖”。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北方迁往南方，尔后再回归北方的故事。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不仅得到了傅斯年等学界大腕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时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字叔雅，1889—1958年)，年龄比陈寅恪大一岁，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1907年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语言，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1917年，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主攻秦汉诸子。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为天下儒林所重。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响所及已超出学界而步入政坛，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成了“国宝”的刘文典并不买蒋介石的抬举之账，后来在安徽大学任上为学潮一事曾当面顶撞蒋介石，并呼对方“新军阀”，结果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当场扇了两个耳光，又下令关押了七天。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有云：“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云云。据说蒋介石扇刘耳光时，刘文典也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中了蒋的肚子，蒋捂着肚子痛得脸上汗珠直滚，这才有了把刘氏关进监狱的经过。此事曾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刘氏出狱后，根据蒋介石“必须滚出安徽”的释放条件，受罗家伦之聘来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为在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尽管如此，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于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当然，挨过蒋介石耳光，也曾踢中蒋主席肚子而遭到关押之苦的刘文典，并不是轻易对他人心悦诚服的，陈寅恪算是一个少有的例外。此后的若干岁月，刘文典那恃才傲物的“狷介”性恪并未有所收敛。他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为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指在中国真正懂《庄子》者乃自己一人而己。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确有三踢两脚的绝招。来到西南联大后，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清华名教授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大师便前往听讲。经常的情况是，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嘎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在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同时，刘文典对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又分外轻视，并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窜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路上正遇联大文学院的副教授、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从文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出身穷乡僻壤的湘西，仅念过小学，及长后又以当兵谋生，属于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和作家，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在校中颇为东西洋大小“海龟”轻视，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断地称自己为“乡下人”。在昆明时的沈从文由于辈份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轻易与人叫劲儿。此时见瘟神一样的东洋“海龟”兼“国宝”刘文典气势汹汹地向自己逼来，未敢计较，索性来了个逃之夭夭。刘氏仍不知趣，望着沈从文的背影继续嘟囔叫骂不止。由于刘文典对新文学与现代作家的蔑视，当他得知学校当局要提拔沈从文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对众人大叫道：“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连载14)

刘文典（1956年摄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