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诸冯舜庙旧址

   余前曾为文介绍清初考辨舜生地的两篇重要文献(见《潍坊日报·今日诸城》2012年8月31日)，即家石民公之《诸冯辨》与乡贤李渔村(澄中)先生之《渔村木芝庵记》，二公之文章对舜生于诸城事考证详矣，亦云辨矣。近重读石民公《其楼文集》，发现其中还有一篇文章也专谈诸冯舜庙及舜文化事，题曰《重建虞帝殿小引》，为前此所未注意。现将全文 录于下：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乐取诸人以为善。”善既无大于孝者，孝岂有过于舜者？后之人思舜不得见，见苍梧之山，犹伫立以泣，况与之生同乡、居同里，亲见焚廪、浚井诸圣迹，其为泗涕淫 何如也！
  诸冯村旧有舜井、舜所耘田，于今村外农歌有云：“我乐乐，尔乐乐，尔我同乐乐。”相传为舜牧牛时语。学士大夫或羞称之，而耕夫饷妇讴吟弗辍，且曰：“我祖父母曾与有虞皇帝让畔于此。”西北为雷岭，蜿蜒十余里，其雷泽之陂乎？东临潍流，又大河之滨也。有古庙数楹，碑龙凤篆，记舜皇遗事颇悉，明末沉于水。百年以来，所谓徒见山高而水深，问当时黍稷麦陇，荡然无复存者。
  王子汝审弹琴鼓《南风》，怆然怀古，欲重起虞帝殿，于四壁镌其耕稼陶渔像，固仁人孝子之极思。但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西铭》云：“乾吾父、坤吾母也。”夫舜，非吾父、吾母之宗子也耶？舜虽为天子，我侪未免为其乡人。朴凿丹 ，尚与王子共之，尚与王子共之。鲁诸棘人张侗稽首白。

    此《小引》系为重建虞帝殿而作，共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舜文化核心精神的论定。《小引》一开头便引孟子语并指出，善无大于孝者，而孝又无过于舜者，从而将舜文化的特征定位为“善”，而“善”的核心则是“孝”。寥寥数语即将舜文化的内涵深刻揭示出来，胜于时贤之长篇大论多矣。而且，作为与舜“生同乡、居同里”，又亲见其“焚廪、浚井”的乡人，对以孝为核心的舜文化的感受，较之他乡之人尤为深切。所谓睹圣迹而“泗涕淫 ”，正是诸城人一直对舜都饱含深情的生动写照。
    二是对诸城境内有关舜文化的遗迹、遗风所作的释读。文中提到诸冯村旧有舜井、舜所耕田，附近还有与舜生平相关的雷泽、河滨等地名，以及乡中父老有关“让畔”的传说，这些都可佐证孟子“舜生于诸冯”之说。而尤值得注意的是相传为舜牧牛时所作的农歌，即“我乐乐，尔乐乐，尔我同乐乐”的《乐乐之歌》。据石民公说，“学士大夫或羞称之，而耕夫饷妇讴吟弗辍”。可见，直到清初，《乐乐之歌》仍在诸城乡间流传。这不由得令我联想起少年时代在诸城乡间耕田的情景。犹记每年的春分过后，原野上那宛转悠扬的耕田声，此起彼伏，声声不绝，实令人心旷神怡。有时我也会模仿父老们的声音喊上两句：“嗷--唠唠唠唠，吆--唠唠唠唠。”现在回想起来，“嗷唠唠”岂不即是“我乐乐”(乐音lào)？“吆唠唠”岂不即是“尔(你)乐乐(乐音lào)”？而仔细体会，那音节里还真带点原始歌谣的韵味呢！惜石民公未能将《乐乐之歌》“谱诸薰弦”，倘能配上乐曲，则此农歌定会永久流传无疑。
   这里顺便对《乐乐之歌》也作一点解析。《乐乐之歌》既然是舜牧牛时所作，则歌中的“我”自然是指舜。而“尔”又何指呢？窃以为，当指舜与之“让畔”的农人。“畔”即地界，“让畔”即各自都将地界回缩，以相让于对方，颇有点类似于后世刘统勋在逄戈庄之“让上三尺”。“让畔”之后，人际关系和谐，乡中父老其乐无穷，故舜有此咏。此亦可由石民公之《诸冯辨》中文字得到印证。《诸冯辨》在叙述了“耕夫妇往往述其祖父母曾与大舜皇帝让畔于此”之后，接着便引证了《乐乐之歌》，可见《乐乐之歌》所歌颂的实为“让畔”。当然，再进一步说，也是对远古纯朴民风及和平安定生活的歌咏。
   诸城是音乐之乡。汉代，著名的乐府乐章《东武吟》即产生于诸城。《元和郡县志》云：“密州诸城县，本汉东武县也，属琅邪郡，乐府章所谓《东武吟》者也。”东武本山名，即今诸城市古城岭一带。宋代，苏轼来守胶西，不但将其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而且还发出了“除却胶西不解歌”之叹。直至明清，诸城通晓音乐者仍代不乏人。且不说诸城古琴派的成就，即以石民公而论，不但其自身音乐造诣精深，就连他的学生解琢章也曾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按节终卷”，即进行过合乐的工作。而追本溯源，诸城这种悠久的音乐传统，实与舜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三是为后人提供了有关舜庙修建的重要史料。诸冯舜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石民公称“有古庙数楹，碑龙凤篆，记舜皇遗事颇悉，明末沉于水”，这无疑是一段有关诸冯舜庙的珍贵资料。
   首先，它确定了诸冯“古庙”及古碑的存在。从碑上的文字为“龙凤篆”以及“记舜皇遗事颇悉”的碑文内容来看，存于古庙之中的碑确实是一通年代久远的古碑。而“古庙”的年代亦当与古碑相近。乾隆《诸城县志·建置考》记：

    诸冯村舜庙，未知为何时创立。县人吕一奏石刻《古诸胜迹》云：“万历二十七年，知县颜悦道使人泅水取舜庙残碑，旋出旋坠，终不可致。”故无从考据焉。

   颜氏派人泅水求取的“舜庙残碑”，应即石民公所说的“龙凤篆”之碑。惜其未能从水中取出，无法验证碑的文字及时代了。
   其次，它明确了舜庙石碑沉于水的时间。石民公谓“明末沉于水”，且谓“百年以来”其遗迹“荡然无复存者”。按石民公作此《小引》的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五年前(说见后)，由康熙三十五年(1696)上推百年即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则便是碑“沉于水”的大致时间了。此亦可由颜悦道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使人泅水取碑而得到印证。有碑必有庙。故最迟在明万历间，诸冯村就已经有舜庙了。
   此外，《小引》还记载了康熙年间重修舜庙的有关事宜。据石民公称，此次“欲重起虞帝殿”者是王汝审。汝审，名沛慎，为任庵公(王钺)之犹子。据《诸城相州王氏族谱·续大传》称，汝审父王锡“善治家，以产雄一邑”。而汝审“天性善施与”，“有以急难事告者，不惜倾囊倒箧以相济，挥斥数千金缘手辄尽”。这样说来，则王汝审既有经济实力，且又“善施与”，并“弹琴鼓《南风》，怆然怀古”，完全具备重修舜庙的条件。惜天不假年，汝审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十八岁时即因病去世。不过，从石民公作《小引》时汝审尚健在的情形来看，其“欲重起虞帝殿”的愿望应是实现了。换言之，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后，诸冯舜庙是有过一次重修的。再从《小引》中“朴凿丹 ，尚与王子共之”的话语来看，石民公也应是参与了舜庙的这次重修。此后，道光二年(1822)诸冯舜庙又有过一次重修(见道光《诸城县志·总纪》)。1937年的最后一次重修，即韩复榘题“允执厥中”匾额以赠的那次，便是在道光二年重修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后十年，即1947年，庙被建为小学，匾额做了小学生的课桌，神像尽被请出。又晚至1974年，诸冯一带爆发洪水，村址被迫西移里许，不久庙亦被毁。庙内原有石碑一通(当是后来重修时立的)，先是被置于附近河汊之上当做便桥，后来河汊淤死，碑亦沉于淤泥之中。至笔者1997年10月赴当地考察时，所有遗迹又已“荡然无复存者”。
   以上是对石民公《重建虞帝殿小引》的初步解读。应该说，此《小引》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修建诸冯舜庙的文字。而且，《小引》虽仅324字，而其文化蕴涵却极为丰富，文献价值也很高。实宜刊石立于今之舜王公园，以为诸城舜文化之永久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