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正在中国文学出版界持续发酵。

这位82岁的“短篇小说女王”在中国的知名度姗姗来迟，迄今只有一本小说被翻译为中文，但文学界人士认为，她的获奖可望带来“门罗效应”：激励女性作家的创作，让文学家更有意识地关注女性的处境和命运，同时推动短篇小说在中国“升温”。

“在文学世界中，有时候，男作家像上帝，女作家像地母。门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也是非常强大的写作者。”著名女作家陈丹燕毫不掩饰自己对门罗的尊敬。

陈丹燕说，门罗的作品是自己在漫长文学苦旅中突然发现的——一个风景绝佳的岛屿。

几年前，写完长篇小说《外滩》三部曲的第二部后，陈丹燕做出了一个富有挑战的决定：暂时搁笔长篇，并且回避自己最熟悉擅长的上海题材，改写短篇小说来锤炼写作技巧。其实，包括莫言、苏童在内的一些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都曾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创作短篇小说的冲动”。

“一些外国文学编辑向我推荐了门罗的作品，就是那本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李文俊翻译的《逃离》，译得极其精炼。”陈丹燕记得，阅读门罗带给了她强烈的震撼。

“门罗的小说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坚韧的女性世界。她的作品带你直接凝视人生的黑洞、人性的黑暗，但又非常冷静。她的小说有时黑暗到令人沮丧，但并不会让人悲观，也完全不包含批判。我觉得只有女作家才能强大如斯，像造物主或者大地之母一样，默默地注视和接纳一切，看见了，原谅了，满怀悲悯。”

陈丹燕相信，门罗的获奖将激励中国女性作家。“女作家很坚韧，坐在厨房里也可以写作，也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而门罗对她的写作影响尤为明显。陈丹燕计划明年完成一部以旅行为线索的短篇小说集并出版，向门罗致敬。

以研究女性文学著称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张岩冰认为，“门罗效应”意味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关注和描述，在中国文学界可能引发共鸣或者写作上的效仿者。

“门罗的小说手法并不复杂，但思想深邃、耐人寻味。她探讨女性的生存处境，却不是个女权主义者。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文学中，我们还找不到和她相似的写作者。”

在备受中国文学界推崇的《逃离》中，门罗写到了一位叫“卡拉”的女子。她先从父母家出逃与爱人同居，对爱失望后，又在邻居女教授的帮助下离家出走。令人惊诧的是，当“通往自由的逃亡之路”已安排妥当，卡拉却选择重回爱人身旁。

张岩冰认为，这鲜明地体现了门罗的“女性立场”。逃离是女性作品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从易卜生的‘娜拉’到夏洛特的‘简爱’无不如此。但在门罗笔下，逃离不再如此简单。她告诉人们，女性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事实上，在文学主题、风格和技巧之外，门罗“短篇大师”的独特身份也给中国文学出版界带来了启示。

“诺奖颁发给门罗，实际上是在向短篇小说致敬。这对中国文坛发出了一个信号。”长期活跃于中外文学交流和翻译领域的上海资深出版人彭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