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不同内容的民谣。小时候，婶婶们经常教俺一帮孩子唱：
小板档（凳），靠河崖（yai），
摊了个女婿不成材，
会掷骰子会码（摸）牌，
这个日子过不来，
拨拉拨拉咱分开。
大的分了七八个，
小的分了两布袋。
什么？
———小孩！
常常惹得俺们格格格笑成一窝儿。年龄稍大些了，听一些庄户人闲啦呱的时候，又顺口溜道：
庄户人家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
当时似懂非懂，以后，听人们解释，旧社会，佃户们因为家中有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或几亩肥田，常常招引地主恶霸垂涎三尺，他们挖空心思霸占了去。过年穿上件新做的小布机织的“干线子”棉袄，出门串亲，路上也会给“截路”的土匪扒了去，稍有反抗，小命不保。乍一听还真吓人呢。奶奶说，“那当（那时）真的乱腾，你5岁时，土匪白天牵了咱牛去，夜间又来绑你‘票’，亏得你三叔把你送到相州才脱了险。”
即使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月，也有些令人捧腹的民谣。有一个“秧歌调”的《吹大气·十二个月》（取其一）：
正月里呀正月正，
我到北京见过大总统，
总统一见将我迎，
点头握手三鞠躬，
脱帽挽臂称年兄，
请我到府上给他纳章程。
哎呀呀，
———叫我坐龙庭。
这只是生活无着的穷苦人在悲怆中的一种奢想，也是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嘲弄，一个伪总统向一个平民百姓脱帽鞠躬，不正是他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写照吗？
1945年，诸城第一次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参军保田运动，农村中唱出的民谣，才有着积极向上的新意。有一支《劝郎参军》的“五更歌”（选一）
一呀一更里，
黑呀黑了天，
奴劝丈夫快去把军参。参加老六团，
为的是抗战，
家中的事不用你挂牵，
奋勇打胜仗，
保家又保田，
胜利把家还，
把家还。
……
1946年7月，伴随着这民歌，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诸城十个区就有43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组成一个新兵团，开往前线。
但是，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有的农民眷恋着有吃有穿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别的都置之度外，有一首民谣就是对这种人的内心写照：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当时，这种思潮在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表现得很突出。记得我一个邻居，识得一些字，区里的干部动员他脱产，他怎么也不答应。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刚娶了媳妇，家中几间房，一头犍牛，一头猪，十几亩地，还有菜园，生活相当舒服，脱产每月才二十几元钱，怎能舍得离开小安乐窝呢。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具、牲口，先是几家“搿犋”耕种，逐步组织起互助组，不几年又办起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农村出现了一派大生产热潮。进入青年时期的我，亲眼看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农民似乎对这种安逸不满足，又顺口唱出对生活的向往：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出门不小心，苹果碰着头。
曾几何时，这民谣一度激励着广大农民，也包括弱冠的我在内，这歌谣成为奋发追求的目标，梦中我常常给这“崇高”意境引发出幸福的笑声。可是，当步入不切合实际的“跃进”年代，这种向往只能成为遥远空想的“乌托邦”。在公社化的二十年中，“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大批判开路，社员往自留地浇一点尿，也要受到批判，说什么“一罐尿，两条道”，将农村经济引向一条歧路，农村狂热而萧条，生活苦涩而又贫穷，农民的积极性被扼杀，人们只有以消极怠工发泄内心的不满，有这样几首民谣：
喊破嗓子敲破钟，社员迟迟不上工。
村边候，路口等，到了地头坐个坑。
你上坡，我上坡，记的工分一样多。
你下田，我下田，划个圈圈一样圆。
劳多户你别喜，分多分少不由你；
劳少户你莫愁，分配东西按人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我县先是推行了吕标大化村大队“五定一奖惩”联产到队、到组的经验，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家庭经济模式，广大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于是，就又有歌谣赞颂：
责任到了田，
人人争当技术员；
责任到了户，
家家都有队干部。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包了工，联了产，
又治穷来又治懒。
大包干办法强，
出干劲出产量；
杀大猪宰大羊，
从此不吃供应粮。
几十年前的梦想成真，不仅耕地不用牛，农村田间播种、灌溉、收割、运输、脱粒、面食加工等，全都实现了机械化、电动化，家家电灯电话，不少农民还有无绳电话、电脑，过去传统的“炊烟袅袅，牧童放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广大农民正在向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民谣也将在更灿烂的明天注入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