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大姐七十年代中期去了东北，远嫁的原因就是在大队工作的父亲，一次次把三年轮换工的名额让给了别人，说别人家男孩子多，脱离了庄户地好找个媳妇子。确实是那样，进城当了工人，哪怕个头矮长相丑脾气不好，一样能娶上媳妇。
以母亲的理解，是父亲把大姐逼去了东北，让她们母女分离。隔不上些日子，母亲因为思念大姐，就故意找父亲的茬，控诉一番，那架势就差把父亲吃了。
当时和大姐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来回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而大姐名义上读过几年书，多数时候都是带着弟弟妹妹上学，没识几个字，根本写不了一封信。回信的重任就落在姐夫身上，据说姐夫写一封信比锄二亩地还难，所以出现的情况就是，写去十封信，收到回信也就一封。越是收不到回信，母亲越是挂念：大姐生病了？还是两个人吵架？
邮递员把信件一股脑儿送到大队屋去，大队长亮开那破锣嗓子，在喇叭里高喊：某某某，你家来信了！喇叭那“哧啦哧啦”的前奏一响，我们全家人都会耸起耳朵，凝神静听。母亲最为激动，她停下手里的活，脸色发红，身体略为颤抖，谁若是弄出动静，她瞪圆眼睛：“老实点，听点事！”
喇叭里传来父亲的名字，不用母亲发号施令，我和二哥会同时跑去大队屋，二哥在前，我在后，我跑不过他，我的后面跟着我家的大黑狗。当街的行人会不约而同地问：“你大姐来信了吧？”“嗯！嗯！”那种喜悦之情，就像我家买彩票中了大奖。这封信是远在东北的大姐，是念念不忘的亲情，是母亲哭干了泪水的眼睛。我和二哥都想第一时间拿到这封信，两个人都用尽全身的力气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每次我都输给了二哥。在跑回家的路上，二哥右手扬着那封信，就像扬着一面跋山涉水远道飞来的旗帜，离家还有很远，他就喊开了：“大姐来信了！大姐来信了！”母亲早从院子里走出来，等在大门口外。二哥把信递给母亲，坐到门口的大石头上就不爱动弹了，大黑狗也累得伸着舌头呼呼地喘着气。母亲两只手捧着信，脸上带着笑，眼睛里汪着两坨泪水。“快念念！快念念！”
半张信纸，无非大人孩子平平安安，鸡狗鹅鸭活蹦乱跳，母亲却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她把信小心地叠起来，塞到炕席底下，想大姐了就让我念，见不到女儿听听信也是一种安慰。
喇叭里假若听不到父亲的名字，就遭殃了，母亲会把手中的家把什，没好气地扔到地上，唉声叹气：“也不知道你大姐那边怎么样，一封信不就八分钱，下次写信给他们装上几张邮票。”最受害的是父亲，母亲劈头盖脸从头数落到脚后跟，好在父亲忙着大队里的事，多数时间不在家，眼不见为净。
当时大队里有一台摇把子磁石电话，父亲很少用，一是公家的东西，二是打个电话不容易，打长途更是费劲，需要一级级地拨。先打到邮局总机，接着是漫长的等待，等总机接线员一遍又一遍往通电话的地方呼叫，等到对方邮局的电话总机“挂上”，再打到分机，双方之间才能通话。长途通话质量不好，几乎是“吼叫”式的，一连声的“喂喂喂”，遇到占线，好几天也打不出去一个长途电话。大姐三个村一个大队，她家离大队约有三里地，把电话打过去，也没人去喊她。就是有人愿意跑腿，在那颠簸不平的土路上骑自行车来回最快也得一个小时。遇到急事，都是去镇上邮局发电报。
每当邮递员在门口喊：“某某某，来电报了！”这家人总是三魂吓掉两魂半，有急事了。亲人间的急事，无非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不到万不得已，电报是不轻易发的。和大姐同去东北的还有本家一个姑姑，那年姑姑的父亲生病，父亲自告奋勇去镇上发电报。发电报一个字2分钱，单电报稿父亲和姑姑的母亲就酝酿了一个晚上，想把事情讲明白，又想少花钱，最后两人拟的电报稿是“父病归”。父亲去镇上的路上，担心姑姑接到电报着急，就发了“父生病归”。回来后，姑姑的母亲埋怨父亲多花了一个字的钱，占她家的便宜，她怀疑这一个字是发给我大姐了。父亲出力不讨好，还解释不清。
姑姑接到电报，哭着坐上火车，以为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同座的劝解：“‘父生病归’，只能说生病厉害，绝对父女能见面的，说不定治疗一段时间就会痊愈。”姑姑思量一下也是，才停止了哭泣。
改革开放后，不光我们村有钱的人家安装了电话，大姐村里也有好几家安上了座机，其中他们村的医生家就有电话，和大姐前后屋。遇到急事，我们就把电话打到医生家，让他转告。医生善解人意，总是让我们等一等，他跑着去喊过来大姐，让大姐和母亲说一会话，多少缓解了大姐的思乡之情。
不几年后，我们和大姐家都安装上电话，隔不几天，大姐就把电话打过来，和母亲聊上一会，母亲拿着话筒，喜滋滋地说：“电话这东西不糙，隔多远都能听到真真的声音，和见了真人一样。”
现在每个人手里握着一部智能手机，视频里的大姐笑容满面，如在身边。她们家的房子、家具、电视等都以旧更新，那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变为了光滑平坦的柏油路，一辆接一辆的农用车和家用轿车行驶在马路上。
那一摞摞寄往远方的书信和手摇电话以及容易产生恐惧的电报，成为记忆里一首老歌，通讯科技的发展和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把亲情催化为一颗爱和甜蜜的种子。（作者系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