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长沙一个小微企业主错将钱转入他人账户，本想打官司维权，却因不知对方身份证号码，又无法提供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的前置条件，导致长时间无法立案。

　不知对方身份证号码就打不了官司，折射当前困扰人们的立案“信息壁垒”问题。

　立案登记制取代立案审查制，大大缓解了此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当前民事诉讼中，部分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造成一些确有诉讼需求的群众求告无门、无处维权。这是当前或多或少还存在的“立案难”的根源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原告起诉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应该说，这个规定包含了防止公民滥用诉权的立法考量，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规定往往被具体化为，立案时原告必须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从实际效果来看，此举抬高了立案门槛，使不少需要打官司的群众因此而打不了，想维权却无从下手。

　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壁垒”问题仍然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人们“交往半径”越拉越长，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合作越来越频繁，由此导致的民事纠纷和侵权行为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信息壁垒”的客观存在，一成不变地坚持立案必须由原告提供被告身份信息，可算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

　“信息壁垒”导致的“立案难”，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颇有妨害。一是让立案登记制改革带来的“司法便民效应”打了折扣，降低了群众的“获得感”；二是客观上导致部分有正当诉讼需求的群众被挡在法院门外，增加了维权难度。

　针对当前困扰人们的立案“信息壁垒”，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调研，找准问题症结，完善顶层设计，针对“堵点”开出“药方”，不断深化完善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在确保诉权不被滥用的基础上，方便群众诉讼，保障好公民正当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