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明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文学方面，他主张诗文革新，在北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中，苏轼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他所作的文章清新、自然、流畅，他于诗、词、赋、书、画无所不能。他的异常聪明、敏锐，深厚、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智慧，使其创作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作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尢其在词作方面，他不满北宋及以前艳丽柔弱的词风，提出要“以诗为词”，他认为词与诗具有同样的表现手法与社会功能，应使词从“楼前”“花间”“月下”走向广阔的社会与人生，他坚持词作应“不喜剪裁以就声侓”“故为豪放不羁之语”，从而使词从单纯的音乐咏唱中解放出来。他在密州(州治驻诸城)任知州时，首创北宋豪放派词风，其词作意韵恢宏，豪迈雄壮，使词成为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具有豪壮、雄浑、独特的美学特征。那么，苏轼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地理文学巨著《水经注》，又有什么联系呢？这具体体现在他调离密州四年后，在黄州期间创作的，后被收入《苏轼诗集·卷二十二》中，被纪昀誉为“第一长篇”的诗《寄周安孺茶》以及他所写的文章《石钟山记》中。 
　　在《寄周安孺茶》诗中，苏轼写道：“……香浓夺兰露，色嫩欺秋菊。闽俗兢传夸，丰腴面如粥。自云叶家白，颇胜中山醁。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鹄。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诗中“水经亦屡读”句当指阅读《水经注》。在这首长诗中，他把对品茗赏茶的感受、对茶道文化的喜爱、对咏诵诗词的乐趣，对经常诵读《水经注》的体味，作为一种美好高尚的生活情趣和愉悦、高雅、快乐的享受，在诗句中将多彩绚丽的享茶意境挥洒的淋沥尽致。 
　　在散文《石钟山记》中，苏轼则引用了《水经注·江水》篇中，据郦学研究家考证，为现在所有《水经注》版本内，已失记载的一段描述：“石钟山西枕彭蟊，连峰迭嶂，壁立峭削，而西、南、北皆水，四时如一，白波撼山，响如洪钟，因名。”苏轼的这段引用语句，比《太平寰宇记》《舆地名胜志》等典籍中，对此段语句引用的更加完整。据郦学家考证，苏轼所藏《水经注》，应当是比他五十岁时出现的“元祐刻本”更早、更完整，因此本及明代以后各时期刊印流行的版本，是没有此段记叙的。苏轼非常喜欢阅读此书，更欣赏这部地理文学巨著中，优美生动的文笔及凝练的表述语句。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文学著作，北魏郦道元著。全书四十卷。按照此书的命名，是为一位三国时期不知姓名的作者写的《水经》作注释，实则是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于原书的三十多万字的补充。全书共载大小江河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用优美、凝练的文笔和灵动曼妙的语句，叙述了各江河水道流经地区的地理状况，历史沿革，重大事件及相关人物，名胜古迹和地域文化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它实际早已成为历代皇朝编史修志过程中，查阅地理及史料经常应用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水经注》问世后，只是在宫廷内部藏抄、封存和专用。至隋、唐、五代乃至宋代以前，一直是宫廷皇室内部藏书。因此，当时除了朝廷皇室上层官员外，坊间低层官员及平民百姓是无缘阅读的。我国当代著名郦学家，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桥驿先生，于二00八年三月，在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水经注》(精选本)撰写的“前言”中写道：“……朝廷藏书的《水经注》流入民间的较为可靠的时代是北宋。当然，初期获得传抄本的仍然是上层文化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苏轼作为北宋上层有较大影响，精通经、史、子、集“四部”的学者型高官，每到一地任职都详细了解当地历史、风土民情，拜谒名流先圣贤达，游历观览名胜古迹，凭吊感怀历史人物，从而为他的文学创作积聚了无尽的源泉。因此，在苏轼个人丰厚的藏书中，拥有这部地理文学著作，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作者系诸城地方文化学会、地名协会、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