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义
长篇小说
《地覆天翻记》和《变工组》
长篇小说《地覆天翻记》是王希坚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这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以减租减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写成于1946年。作者自己说，这篇小说的写作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因工作需要到某地去，由于敌人封锁，他被困在山区一间茅草房里，利用十几天的“囚徒”生活而匆匆写成的。
减租减息是我党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实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土地政策，曾经作为解放区的中心工作予以展开，对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战争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地覆天翻记》描写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全过程：从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到地主钻空子转移斗争目标导演假增资，从诉苦发动群众到地主武装的瓦解，以及反击日寇的“扫荡”等，都有生动的描写。小说塑造了以老毛叔、李老大、李四相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以于大忠、李福祥、李大钮为代表的青年农民形象，以吴二蛙子、洋鬼子为代表的地主分子形象，以及以刘大维、马明为代表的党的农村工作干部形象。《地覆天翻记》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板话语言和章回体结构形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艺术感染力，书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减租减息是土地改革的前奏曲，是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反映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却很少。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而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除了有王希坚的妹夫王力写的《晴天》、王若望的《吕站长》和俞林的《老赵下乡》、束为的《红契》四个短篇外，只有一部长篇，那就是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这部小说全面地反映出这一运动的真实情景及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这部书的出版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要早一年多。
《地覆天翻记》在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民歌与小说的结合，采用的是生动活泼的工农语言，书中运用了许多类似快板的民歌，地方色彩浓厚，这对于山东、苏北一带的工农读者更富有亲切感。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了工农大众都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章回体，围绕着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以敌我斗争为主线，矛盾叠起，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情节环环相扣，让读者爱不释手。
因为《地覆天翻记》是反映减租减息运动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因此，该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除了文学价值外，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长篇小说《变工组》与《地覆天翻记》所反映的生活是相去不远的时间段，内容上也有一定的联系，形式上又有共同之处，因此这两部作品被称为姊妹篇。《变工组》由新华书店山东总店1950年出版。该书是描写大军南下之后的春天，在鲁南一个穷山村组织变工互助的故事，这是在1947年山东解放区南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党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特殊生产方式。小说描写了村支书周全与农民刘殿雄、张奎西组织变工组的全过程，反映了中国农民旧的习惯势力与社会发展的碰撞，歌颂了我党领导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展现了解放初期中国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小说仍然采取说故事的方式，熟练运用劳动人民的口语，继续把民歌引进小说。在这些方面，王希坚的创作风格与赵树理的风格相近，他也喜爱赵树理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板话与民歌是他们共同的擅长和武器，因此，有人把王希坚称为山东的赵树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王希坚创作了大量反映解放区斗争生活宣传材料和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成为山东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优秀代表。1948年8月24日，济南解放。1949年，王希坚随山东省人民政府进入济南。1949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王希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文协委员。
多产的作家
建国初期，王希坚从解放区进城后，先任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编辑部副主任，1951年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驻会常委、党组成员、编创部部长，1956年任省文联代理副主席，实际上主持省文联的工作。这期间，他连续作为代表出席全国第二、三届文代会，当选为理事；连续出席山东省政协第一、二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委员，任文化组长。
王希坚担任领导职务之后，对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在培养、扶植文学新人方面，热情诚恳，不遗余力，这在山东文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不少作家的长篇处女作是经过他反复修改后发表的。他的堂弟王愿坚就是受惠于他指导的作家之一。还是在解放战争年代，初涉文学创作的王愿坚，对名气已经很大的哥哥王希坚敬佩不已，当时在部队的他写信请教王希坚，怎么样才能学会写作，王希坚回信告诉他，“要学好政治，提高思想水平，分清是非，注意观察生活，了解士兵和老百姓的疾苦，你就会产生一种替他们说话的愿望，多练练笔你自然也就会了。”当时王愿坚不理解，认为哥哥是在说官话，不对他说创作的密诀，后来在实践中他才逐渐地明白，哥哥说的是实话。解放后，在城市工作稳定了，找王希坚求教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找上门来的、写信求教的很多，对于这些青年作者，他有求必应，有信必复，从不敷衍，即使是一首四行小诗，他也诲人不倦地反复推敲。至于个人的文学创作，他更是潜心努力，刻苦勤奋，孜孜以求。
下面是一位大学生对王希坚采访的回忆片断：“我是在济南读大四的深秋，从省城的东北郊乘公交到西城区，去经五路省文联宿舍，第一次见到王希坚先生。
十月中旬，大部分同学都到乡下实习去了，有一拨去了滨州、一拨去了菏泽，我和其他十几个同学留在了学校。系里接受了团省委研究室给予的一项调研任务：‘青少革命史’调研，就是主要调研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小八路’的事迹。
我们每个留下的同学都分配了4-5个调研对象，分给我的调研对象有刘众前、席星加、王希坚等。
我是下午到王希坚先生的家中去拜访的，去的时候老先生正在忙着收拾家务，我一到他家，他也没问我是来做什么的，就招呼我赶紧帮忙跟他一起抬冰箱换地方，我二话没说就抄手帮他和他的儿子(也或女婿)一起搬挪，他的家人十分过意不去，一直道谢。等我说明来意后，他的家人全都离开了家，王老就热情招呼，给我沏上茶，拿出好多资料、书籍、照片给我看，边看边聊，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老的家。
王老是1937年的冬季，大约18岁左右，参加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之后就主要开展宣传、文艺、创作等革命工作，是山东文艺界老资格的文艺家、书法家、诗人、小说家。我边听他说边记录，还不时插问，到最后干脆就沉浸在老人的回忆和描述中，忘了记录。王老说，回头我再找一些整理好的回忆资料，你自己回去重新编排好了。
回学校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收到了王老的来信。他不仅寄来了珍贵的回忆资料、一本收有他回忆文章的书籍，还认真地用毛笔从右到左竖写了一封来信，信笺使用的历山诗社的宣纸，字写得很是虬劲有力。
今天回忆起来，和王老见面时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从一见面就不拿我当外人，也不因为我只是一普通在校的大学生就小瞧我，平等、和气、体谅等美德在老人的心中，至今是值得我学习的，也是我永生怀念王希坚先生的理由。”
1951年，王希坚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回来后发表了《苏联参观记鼓词》(山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和以访苏题材为主的诗集《远方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对于鼓词这种民间说唱形式，王希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多次采用过。无论在他的家乡诸城还是在济南，历来有大鼓书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说唱。他信奉鲁迅说的：“我相信在唱本说书里可以产生托尔斯泰、福罗培尔。”《远方集》就是王希坚在民歌基础上对新诗创作的大胆探索和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1952年2月至9月，王希坚参加中国作家赴朝鲜访问团，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深入连队，在阵地上、战壕里采访，了解鲜活的战斗生活，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一路走来，采写了不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归国后，他集中精力，写下了一篇篇生活气息浓郁、闪耀着战斗豪情的作品，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前沿阵地》(通俗文艺出版社1954年出版)。
王希坚建国初期的重要著作还有他深入胶东沿海农村体验生活后写出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迎春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这部小说在形式上刻意求新，竭力从过去自己创作的躯壳里脱出，探索一条适应新形势、新读者的新路子。小说以复员军人李兴杰回到故乡，发现农业合作社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带领全村农民与蜕化变质的党支部书记周立文及其上级保护伞之间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展现出创办农业合作社的艰难曲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王希坚在小说中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党内产生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文山会海、吹吹拍拍、浮夸无聊、巧于钻营等种种弊端，这在革命胜利的初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其敏锐和正直，是难能可贵的。
长篇小说《雨过天晴》成稿于1966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直至1978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希坚以他丰厚的解放战争生活积累，以1947年夏秋，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背景，展现出郑官庄翻身农民在土改复查中同恶霸地主、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斗争和民工队伍支前的历史画卷，塑造了高自山、吕老好、任德诚、任红芳、郑小囤、郑三婶等一系列农民形象和党的领导干部殷岳等形象，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老解放区农民群众大力支援解放战争、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怀恋和珍视的感情，写出了革命战争岁月那种朴实的真挚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军民之间、干群之间的革命情谊。
酸甜苦辣都尝试遍
王希坚富有山东人质朴、敦厚、耿直、刚烈的性格。进城以后，虽然地位变了，但他没有自我陶醉，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仍像普通人一样，朴朴素素地生活，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思考，老老实实地说话办事。他生活极为简朴，穿着不讲奢华，甚至有些不修边幅。他曾书写过一首诗挂在墙上，教育年幼的子女：“从来劳动最光荣，世界工农创造成。坐吃清穿没出息，娇生惯养寄生虫。”王希坚后来在短篇小说《忧天》中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可以看作是他本人的写照：“闷雷不响的实干家，最反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他对下级和颜悦色，但对同级或上级领导却专门钻牛角尖，认死理，不知道什么叫通权达变。”这种认死理，就是王希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善于独立思考，对许多复杂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正因为他这种“直言无隐意无私”的性格，招致他蒙受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