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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为何敢血书“还我青岛”?

2012-10-31 10:24:47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在浮山湾畔这块富饶之地,青岛市政府与浩瀚的海洋之间,伫立着青岛的灵魂性雕塑——“五月的风”,与它相互厮守的就是美丽的“五四广场”,对青岛市民来说,它们不仅是城市的雕塑和广场,还是这个城市历史文化的守护者。“五四广场”的命名和立意与92年前的五四运动一脉相承。青岛主权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当年一声“还我青岛”,拉开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青岛之于“五四”、“五四”之于青岛都可谓意义非凡。

■历史溯源

世界大战引发青岛主权问题

 六月初,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展现着这个城市的魅力,漫步于五四广场,习习海风吹拂到耳畔,仰望着“五月的风 ”雕塑,热血青年为争取主权,而振臂高呼“还我青岛”的历史场景就出现在脑海……

 德国强占胶州湾

 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他西方列强纷纷效尤,逼迫清政府割地通商。后起的德国亦大跨步地加入列强争霸海外殖民地的行列,德国人把占领目标逐渐集中于胶州湾。刘立强先生在《五四运动与青岛》一文中提到,1896年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梯尔庇茨亲自到中国,考察德国在华海军基地的选择,他在给德国政府的考察报告中,极力强调胶州湾的优越条件。同时,他反复称道胶州湾是中国北方的唯一天然良港,是山东乃至整个华北的物产出口处。德国政府反复调查考证后,占领胶州湾的图谋逐步成形。

 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的发生终于让德国帝国主义由此找到了出兵抢占胶州湾的借口。11月13日德国军舰驶抵胶州湾,青岛守将章高元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自此,青岛陷入德国帝国主义手中。为达到长期占领青岛的目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99年(包括青岛),并把山东划分为其“势力范围”,它的签订使青岛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一个近代殖民城市由此发端。

 日本欲取代德国

 日本也对青岛垂涎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终于捕获到了侵略青岛的时机。1914年夏,日本对德国宣战,德国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于是,日本乘势于11月7日出兵攻占青岛,取代德国成为青岛地区的殖民统治者,其势力范围承袭原胶澳租界条约规定的德占境域。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为了长期统治青岛,并使青岛成为其向中国内地扩展的跳板,对青岛实行严酷的军事统治,在经济方面进行渗透和掠夺。

 1918年,日本又提出了霸占青岛及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北洋政府在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中,竟无耻地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正是以此据为口实,不肯把青岛和山东的各项权利交还中国。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在英、法 、美、日的把持下,拒绝了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的要求,居然将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日本。这就是“青岛问题”、“山东问题”。 

■运动爆发

“再缄默,民族就无从挽救”

 “胶州亡矣,山东亡亦”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在青岛市博物馆,记者见到了这份电文的复印件。

 当年4月29日至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据史载,5月2日,山东三千余工人在济南北岗子举行收回青岛演说大会。就在同一天,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

 胶州亡矣,山东亡亦,国将不国。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条约,以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写上面这篇文章的人是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由总统徐世昌特聘。全国同胞爱国烈火被骤然点起,两天后爆发了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然而,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把北洋政府向日借款时签订的换文公开了。这一换文的内容,是中国的谈判代表们此前从未知晓的。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毫不知情的顾维钧急电北洋政府。消息传到外交委员会,林长民非常激愤,立即写此《外交警报警告国民》送到《晨报》馆,同时密电在巴黎的梁启超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

 1919年5月3日晚上,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邵飘萍以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的身份,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 ,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 ,奋起抗争。”北大物理系学生刘仁静还不满 18岁,听了演讲之后,热血澎湃,他带了一把小刀子,要在大会场上自杀,以此抗争。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

“宁为玉碎 ,勿为瓦全”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罗家伦的同学狄君武到北京大学新潮社找到罗家伦,告诉他当天要发生的学生运动需要一份宣言,北京八家大学学生推荐北大负责起草宣言书,而北大新潮社要罗家伦执笔。罗家伦当即起草了宣言书,到下午1时印刷的两万份《宣言》很快飞向北京街头。

 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大和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约3000多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牌抗议。标语牌上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字样,有的标语牌上还画着山东省地图或者宣传画。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天安门前竖起一面旗帜式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幅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幅对联是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

  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处)发泄怒火,于是出现了学生运动的高潮——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此后,五四运动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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