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则钰

  从小就喜欢进城。
  我有个五舅，工作在诸城，每次回来都路过我家，骑着“大金鹿”牌自行车。把车子靠墙边，抬脚把支脚踩下，随即“当”的一声把支脚卡住，从车子横梁的布兜里摸出几颗糖块给我，水果味的，硬糖，香甜香甜的，直到现在好像还甜在舌根儿下，那时我也就三四岁吧。五舅总会抱我坐在“大金鹿”上，一边和我娘说些城里的见闻，一边逗我，拨弄车把上的铃铛。小院里“叮铃铃”的脆响和我“咯咯”的童声，霎时就溢出柴门外……
  那时，“城里”就成了我心中美好的一切，“进城”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我家在常山前，城南三十里。那时，乡邻进城大多是去办事的，多是走小路。往北穿过大展村、过注辅河……从一个叫“新农村”的小村出来就是去城里的沙土路，东西向，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南门外了。这是那时诸城南部进城的唯一大公路，向南通日照。
  好像是在上一年级的前一年吧，终于实现了我第一次进城的愿望。
  不记得是什么季节了，只想着天还挺黑的，黑呼呼的啥也看不清。父亲和一个我叫大哥的邻居，推着小拥车(独轮车)就上路了。我坐在车子上，在小车吱吱扭扭的晃悠中又迷糊了……隐隐约约听见有小伙伴说话的声音，猛地睁开眼：原来，天早已亮了，我们正走在一个村子里。街上三三两两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我执意下了车子，都差不多大，人家都上学了，我不但没上学，还让大人推着。    
  等父亲他们办完事情，也快晌午了，正在一个棚子里吃饭时，忽听耳边“喀嚓”一声炸雷，像大树折断的声音，接着“轰隆隆”的闷雷声就连绵起来，几个大雨点子，甩进棚子，打在我脸上、脖子里。好在雨来得急，去的也快，下了不多会儿。但太阳却没露脸，天阴呼呼的，好像快黑了。我早早地爬上小拥车。车子的两边各绑了一个鼓鼓的麻袋，我只好坐在中间的“车盖子”上——没法儿逞强了，两只脚都起了泡，一走就生疼。
  父亲推车，邻居大哥在小车前面的横架上栓了根粗麻绳，搭在肩膀上拉着，踏上了回家的路。城里的路是油漆(柏油)的，那段沙土大路也还好，铺了厚厚的黄沙，不黏。可是，等拐过弯上了向南的小路就麻烦了。黄泥路，吸足了雨水，不但黏乎乎粘鞋、掉脚(脚陷在泥里，粘住了鞋，拔不出来)，还打滑。正走着呢，车轱辘可能被石头一挡，颠了下，“哧溜”一滑，我在车盖子上一歪，脚已耷拉在地上，小手紧紧地拽住了杀车绳，要不可就蘸糖葫芦了。父亲一个趔趄，车子歪扭了几下……终于放稳了。因我坐在车盖子上，父亲看不见车轮下的路，且天越来越黑。父亲只好脱下身上的褂子，垫着让我趴下，连腚带腿绑在车盖子上。他们也脱了鞋、挽起裤腿。我们又上路了。
  好像是很突然，有哗哗的水流声急急地传来。“坏了，三叔”，走在前头的邻居大哥说：“注辅河发大水(涨水)，过不去了。”“哦，那是上游雨大吧。”父亲应道，“那快走柳沟吧。”那时河上没有桥，河水中垫几块石头，踩着过河，发河水就没办法了。具体怎么绕的道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围着常山转了个圈，从山后转到了山前。到家时已经大黑，娘说在村口来回好几趟了。
 到我上初中时，我家前边的小河上修了一座单孔桥；流经村东的溻河上，在呈子村西南、大展村东架起了两座三孔大桥；我村往北穿过大展村，向东到“五里堠子”岭，连接诸日路的连村路、村南连通皇华到寿塔的乡镇路都修好了。这样，再进城向东或向北可走“诸日路”，向西可走“诸王路”——诸城南通五莲王家大村、途经郝戈庄的沙土路。
  1987年的春天，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大金鹿”，为的是去城里做“临时工”方便。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一年诸城撤县建市，诸城县变成了诸城市。骑着自己的“大金鹿”往返于家和城里之间，飞奔在“诸日路”或“诸王路”上，我看到了远山，看到了远方云聚处……我离开了家，成了第一批背井离乡的“打工仔”。先步行去皇华，坐客车去城里汽车站，再转乘去外地的汽车、去他乡的城里打工。那时，别说“手机”，“座机”都极少，打长途需通过“总机”转接，还不一定接得通，即使接通了，也不一定找到你想找的人，所以，跟家里多是书信联系，来往一次至少一个月。最高兴的一次是老婆来信说：村里通汽车了，并把客车的运行时间写得清清楚楚。
  没过几年，常山开发成休闲旅游景点，连通城里的常山大道修起来了，乡邻们再进城直接向西走常山大道，路途近了一半。
  如今，我村已划归南湖区管辖，村民向社区集中。也许，不用几年就圆了进城梦，我也是城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