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大医院里,排队等候时间过长、见医生时间太短、就诊环境质量下降等具有“看病难、看病贵”典型特征的现象,折射出医疗资源总体不足、配置不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薄弱,全科医生制度缺失,医疗服务体系缺乏系统性设计,病人流向不合理等一系列当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问题。

    名医一天接诊130人

 “年后就诊高峰,每周一、二门诊量都在8000-9000人次!”3月6日,省立医院门诊部主任刘静,谈起近两周的接诊情况,眉头不展。上世纪90年代投入使用的门诊楼,日接诊设计能力仅3000人次,实际服务人数已经超出两倍,虽然150多个诊室全部接诊,但仍难以改变人员拥挤的现实。高峰时,医院工作人员需要到各个楼梯口疏导。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日均门诊量基本维持在7000人次左右,最高时(2月18日)8400人次,实际上2月14日有些病房就已经收满,并出现“压票”(病人拿到住院票后无法入住)。齐鲁医院门诊部主任聂磊说,每天三四万人在楼里转,20多部电梯全部运转,还几乎趟趟满员。

 “我的门诊经常是上午下午连起来看,中午不休息,只用10分钟时间吃份盒饭、喝一次水、去一次厕所!”省立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孙书珍,因在全国小儿肾病风湿免疫方面有影响,病号特别多。3月6日,她从早八点坐下,晚九点才回到家,连轴转共看了130人。孙书珍说,病人大都是从外地“扑着你”来的,不看完就觉得对不起人家,还要尽可能地快看,好让他们早回家,完全处于超负荷状态。

 刘静发现,有些老专家甚至为减少个人的“生理负担”,好挤出时间给病人看病,午餐竟然只喝一包奶。

    不能大病小病都进大医院

 “怎能感冒也来大医院!”对城镇医保政策的导向作用,刘静感到无奈:小病本应在社区,可也来大医院,不然没法享受报销。类似的小病如果能分流出去,大医院的情况就会好些。

 以慢性病为主的病人,就诊频次高,但多是复查、取药等相对简单的诊疗,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会方便些。但社区医疗机构一方面因为技术力量、设备配套承接不了大医院的转诊病人,一方面也不愿意接收只来开药的患者。小医院不热衷,病人又不愿去,结果病人就都跑到大医院来了。这部分病人能占大医院门诊量的1/4。

 从莒南县赶到省立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李卫国,几个月前因大便有血到县医院、临沂市级医院就诊,怀疑肿瘤,可CT、钡餐、胃镜、大肠镜都做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病灶,转省立医院做小肠镜检查,结果让他感到愕然,竟然是肠内蛔虫。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尹爱田教授认为,县级医院数量偏少、应有功能发挥不够,才导致了病人都挤到大医院。据孙书珍了解,即使基层医生诊断正确,许多病人还是要到大医院来再查一遍。

 尹爱田对胶南、青州、新泰、五莲、平原、费县、东阿、单县、博兴等9个县(市)的调查证实:目前,农村基层卫生人才配置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卫生人才质和量的差距基本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就医行为缺乏合理导向；全科医生力量薄弱。在县域内,到当地医院住院的病人仅占65%左右,约35%的病人还是往上级医院走。引导居民合理就医已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前提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尹爱田研究证明,如果按“每30万人口设置一所二级医院”的标准设置,很多县至少应该再增加3-4所二级医院。

    让“双向转诊”切实转起来

 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解决大医院“爆棚”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从增加供给的角度讲,应该放开市场准入,大力提倡社会力量办医。尹爱田表示,应该从各方面把对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政策“拉得平些”,如市场准入、价格、人才等方面的政策,切实解决医疗领域社会力量“进不来”、进来了“活不好”的问题。

 还应让不同级别的医院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实现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一级转诊医疗机构应该在乡镇卫生院,即首诊在乡镇、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应该作为乡镇卫生院的一个科室,乡村医生履行全科医生的职责；二级转诊才是从县级医疗机构转到三级医院。尹爱田指出,“如果在发达国家,像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种三级甲等医院,是不应接受门诊病人的,而只为下级医院转诊来的疑难危重病人提供服务。”

 据介绍,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收效不明显,就是因为药物目录虽然有省级增补,但仍只有523种,很多药在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有些病满足不了。“双向转诊”喊了多少年转不起来,就是制度不配套的原因。只有建立由全科医生到专科医生的科学就诊流程,构建全、专结合的新型“二元”诊疗服务体系,才能引导病人“理性就诊,科学转诊”,合理分流病人。尹爱田呼吁,初诊就应该在基层、找全科医生,而不应到大医院、找专科医生,一般的常见病、多发病,也不应往三级医院转。患者合理分流,医院全程协调服务,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医院,都是一个上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