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当下一些农村地区的结婚彩礼标准确实太高，一般民间常说的“三斤三两”或“万紫千红一点绿”等彩礼标准，需要十几万元，甚至有的高达几十万元。如此高的彩礼标准，已经背离结婚彩礼的习俗初衷，成为一种陋习。特别是对于收入本来就不是很高的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经济负担，毫不客气地说，儿子结婚已经压得很多农民喘不过气来，乃至成为农民返贫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有儿子的农民都希望彩礼标准能降低一些。
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出台一个“彩礼指导标准”，最高限额不超过6万元。这对于有儿子要娶亲的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一个喜讯，也符合当下不少农民的期望，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不过，也要看到，从法律和婚姻实际情况来看，“彩礼指导标准”只是看上去很美，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
从法律角度说，女方向男方索要彩礼，不管提出多么高的彩礼标准，本身并不违法，索要高标准彩礼不等同于“卖女儿”。即便女方提出的彩礼标准超过了“彩礼指导标准”中的6万元标准，任何人都无法强制要求女方必须将彩礼标准降到6万元以内。而且，这份“彩礼指导标准”只是指导性的，并非强制性的。
再者，从现实生活的实际操作角度说，就算女方提出的彩礼标准过高，超过了“彩礼指导标准”中的标准。但在“男多女少”的当下，或许绝大多数的男方家庭只能选择接受和答应，“彩礼指导标准”沦为一纸空文。因为只要男方没有按照标准给女方彩礼，女方家庭极有可能不同意这门婚事，婚事就可能直接吹了，压根就没彩礼的事了，男方也可能要打光棍。要知道，现在愿意甚至借债给过高标准彩礼的男方家庭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
另一方面，在人口大流动的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结婚另一半并不一定是本地人，可能是外县人、外市人甚至外省人、外国人。这份限于一县的“彩礼指导标准”只对当地居民有指导性，对外地人并没有指导性，外地女方提出彩礼标准如果过高，这“彩礼指导标准”连起码道德和舆论的约束力都将失去。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出台“彩礼指导标准”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操作起来恐怕没有太大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相反，笔者尤为担忧的是，在操作过程中很有可能走歪，指导性的“彩礼指导标准”可能演变成强制性的“彩礼指导标准”，进而引发更多的纠纷和矛盾，甚至会拆散个别人的婚姻。所以，“彩礼指导标准”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权力越界，约束好相关机构，把握好分寸。
何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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