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雷与韩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间的一代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他们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语教材，一个顶着小平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伴着插图画和英式口语灌制的磁带走进“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结之后瞬即销匿。

谁也不曾料想，十几年后，他们又重回“80后”的视线，并被创作成歌曲，在网络上疯狂流传。感伤的旋律，隐喻的填词，残酷的现实与无奈的结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

当“60后”、“70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诟病“80后”幼稚、娇惯、叛逆的时候，当“80后”自身仍未放弃对时尚与新潮不懈追随的时候，“怀旧”过早地被降临，“回归”过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怀旧行为：它就是那个已然失落的精神乌托邦。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

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生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总人数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过父辈“28式”单车上学的最后一代；是将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当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齐“小浣熊”贴画儿的最后一代；是看着“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长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恋随身听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带，墙上贴满“四大天王”、“小虎队”海报的最后一代；是拉过蛔虫，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的最后一代。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