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向见义智为的转变，实际上是由一腔热血的道德主义向专业主义的转变。救人，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资格”。
　　近日，《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将原版本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表述剔除，摒弃越壮烈越英雄、越英雄越好汉的思维方式和做法，更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鼓励和倡导科学、合法、适当地见义智为。
　　在关于见义勇为的地方立法中，武汉市明确鼓励见义勇为向见义智为转变，是第一例。从舆情来看，多数人持认同态度，认为新政策“有人情味儿”，“是进步的表现”。
　　应该明确，见义勇为不是义务，它属于道德自治范畴，救还是不救，只取决于个体的内心秩序。也正因此，公共部门对见义勇为行为，也只能进行“鼓励”和“保护”，而不能强迫。
　　匹夫之勇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粗陋的、低水平的，见义勇为需要有勇有谋，正如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所指出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至上善德只能够与至高机智相结合。”道德如果没有技术的辅助，在很多时候是无用的，甚至造成相反的结果。也基于此，很多国家会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人技术的普及与训练，比如在加拿大，红十字协会和其他一些非营利组织都有专门的心肺复苏培训课程，用于日常救人。就此可以说，见义勇为向见义智为的转变，实际上是由一腔热血的道德主义向专业主义的转变。救人，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资格”。
　　在美国，法律规定见义勇为的前提是“量力而为，安全为上”，拨打911同样属于见义勇为；法国的《刑法典》虽然增加了“怠于给予救助罪”，但前提是“实现情况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不采取行动”，德国法律对见义勇为的规定也大致如此。就此说，武汉见义勇为新版条例鼓励见义智为早有经验可循，其价值可期。
　　说到底，最好的见义勇为，不是不顾一切地救人于危难之中，而是应该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不再鼓励盲目见义勇为，在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它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缓解了人们因技术缺陷而“见义不为”所引发的道德焦虑。 文/王言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