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一部

  岳南 原名岳玉明，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62年生于诸城，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文学创作专业、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其代表作《南渡北归》荣获“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传纪作品奖”。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北方迁往南方，尔后再回归北方的故事。

南   渡

  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这年九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
    1939年，周作人相继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与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华北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
    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  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敢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当即回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只是令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
    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身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1924年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授的。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旭、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搜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后容氏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张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1946年6月5日，胡适由美国归来，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返回四川李庄料理史语所事务。傅斯年的到来，令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远处雾色朦胧中灿烂的灯火，郁闷之心境豁然开朗。
    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作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连载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