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公务员表示“收入不高、经常加班、还被外界误解，想辞职”。这一说法经报道后立刻被指责是“体制内”人员在“装穷”“撒娇”。
从20年前政府官员下海潮，到如今外企白领也盼望捧上“铁饭碗”；从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的向往与羡慕，到社会上对“体制内”的贬损与批判……“体制内”，这一承载着丰富内涵的“标签”背后，到底映照出怎样的社会现实？“体制内”又会何去何从？
■谁在“体制内”？
政府机关最典型，事业单位处于中间状态，国有企业处于最外围
“体制内”，人们常常提起；到底什么是“体制内”，却少有人仔细审视。
“体制内人员，主要是指财政供养人员，包括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科研、教育、卫生、文化等行政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部分国企高管。”上海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
“体制内”的概念肇始于改革开放。
改革前，绝大部分拥有城镇户口的人都在体制内。那时，城镇就业人员都有“单位”，单位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国家政治体系的基层组织，同时承担了从“吃喝拉撒睡”到“办追悼会”在内的广泛社会职能。严诚忠回忆道，当时并非完全没有“体制外”，“比如集体企业的临时工、民办教师等，只不过占比很小。”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瓦解，“体制内”占据空间越来越小。有专家认为，如今的“体制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府最为典型，处于核心圈，事业单位处于中间状态，而国有企业则处于最外围。
进入新世纪，国企改革不断深入，“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量国企职工被推向“体制外”。“目前留在体制内的企业主要是一些公共事业领域、资源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严诚忠说。在这些国企中，比较特殊的群体是国企高管。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工作的肖先生告诉记者，在他们银行，总行事业部的经理，以及各省市分行的行长层级以上的领导，还保留着行政级别，属于“体制内”，下面的员工则属于“体制外”。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一些整体上属于“体制内”的单位，也渐渐涂抹上“体制外”色彩。李桦在一家电视台工作近20年，她介绍说，“台里众多员工，有编制内的，也有编制外的，编制外的又分为台聘、部聘、频道聘多个等级，不能简单地说我们台里的员工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据了解，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司机、保安、保洁等后勤岗位也逐渐从“体制内”剥离出来，有的还采取了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
目前，我国有公务员约700多万人、事业单位员工3000多万人。从数量上看，“体制内”已绝对是少数。
■“体制内”魅力何在？
工作稳定、福利优厚、社会地位高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只有1.9万多个，报考人数却达到了111.9万人。“体制内”到底蕴藏着怎样的魅力？
5年前，李想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入北京市某区机关，成为一名体制内公务员。5年间，不少在民企、外企工作的同学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李想却从未动过跳槽的念想，“虽说不能大富大贵，但至少工作稳定，论资排辈总能看到奔头；除非犯大错误，一般不会被辞退。”2011年，《公务员法》实施五周年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国600多万公务员，5年总共辞退了4778名，辞退率0.08%。
与大学同学比，李想的薪水并不算高，如今当上科长，月工资6000多元，与多数同学过万的收入相去甚远。不过，李想觉得，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务员还是有不少优势：虽说福利分房遥不可期，但区里有宿舍，三室一厅，一人一间，免收房租，“省下了2000多元月租，想住就能一直住下去”；吃饭也不怎么用自己花钱，单位的餐补打到饭卡里，一天三顿都能在食堂解决。
“在北京当公务员，户口问题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将来孩子上学也方便找人办事。”李想告诉记者，虽然公务员的账面工资和隐性收入加起来后，仍与体制外有所差距，但在户口、医疗、教育等方面确实也有不少更优厚的待遇，“再者，社会地位也高，每逢过年回家，县城里总有些人想跟你拉拉近乎，指望将来能帮他们办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体制内的优势，更多表现出的是工作的稳定性、福利的优厚性、社会的主导性；与之相应，体制外更多表现出灵活性，伴随而来的还有风险性、低福利性，以及对社会或所在单位的影响力弱。”
“体制内”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严诚忠认为，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社会上的“求稳”心态。当前，基层的财政供养人员主体是教师和医生，虽然没有太多权力和特殊待遇，但能满足“求稳”心态。“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经济条件也还说得过去，不仅父母希望能规避风险，就连孩子个人也都渴望稳定。”
■“体制内”缘何被污名化？
特殊利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硬币的一面，是许多家庭、个人对“体制内”的追逐与向往；另一面，则是社会上不少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的贬损与批判。
今年1月，一份湖南省冷水江市的财政统发工资人员收入清单意外曝光，引发围观。不少网友在惊叹公务员工资如此之低的同时，也提出质疑，“你们体制内不是还有好多灰色收入么？并不值得同情！”
在一些专家看来，“体制内”已出现标签化、污名化的趋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公众认知的习惯有关。正如郑功成所说，一些人对不太了解的领域，不会区别到具体的对象，而是会把某个负面案例加在一个群体上。严诚忠也表示，这些年“体制内”的确出现了不少以权谋私的反面典型，社会上对这种行为“推而广之”地理解也属正常。
对旁人这种标签化的认知，李想觉得委屈，“都是‘体制内’，也分‘肥差’和‘清水衙门’，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权力不大，寻租空间更是有限，需要区别对待。”
对“体制内”的“污名化”，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体制差别所造成的不公平。“我们国家的财富、收入、资源的分配，过去一直是先考虑体制内，再考虑体制外。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提了不止20年，但是真正按照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和财富才刚刚开始。”严诚忠认为，这就使得体制内能为“自己人”提供许多体制外无法获取的资源。
“很多人之所以把‘体制内’作为贬义词，是因为体制内还遗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痕迹，是对特殊利益的一种维护。”郑功成举例说，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制度，是一种相对优厚的养老制度，比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要高不少。“隐藏在体制背后的根本问题还是利益与机会的不平等。”郑功成认为，如今体制内相比体制外仍然处于优势地位，造成了福利待遇的不平等，有损社会公正，“我们不应当排除部分公务员也应该涨涨工资、改善待遇，但跟普通老百姓相比，公务员手中的社会资源肯定要更为优厚一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体制内”何去何从？
期待畅通流动渠道，打破体制壁垒
今年3月，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在江西率先启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明确今后补充工作人员，一律实行编外聘用。类似这样的聘任制改革，在广东、上海等地也已开始尝试，其目的就是打破“体制内”的终身就业制。不过，这些改革大多是针对“增量”，不触动“老人”利益。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把人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应该像消除城乡户籍身份标识一样，尽快消除体制内外的身份标签。”对于体制改革的目标，郑功成的设想是：打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壁垒，促使内外双向流动，逐渐消除体制内外的权益不平等、机会不公平现象。
2012年，李想所在区对公务员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原来是公费医疗，家里缺啥药就去医务室拿。后来改成了缴纳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跟城镇职工差别不大。”最近两年，随着对公款消费的严格管控，公务员的隐性福利被削去不少。“今年两会上还说要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轨，‘体制内’真没什么特别的了。”
那么，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才能到达改革的彼岸呢？对此，郑功成认为：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体制性障碍。比如城乡二元结构等必须打破，一个单位绝不应当将劳动者分为不同等级。另一方面要切实解决不平等问题，保障机会公平。主要是落实同工同酬和实现养老、医疗、职业福利权益的平等化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要打破所谓编制的约束，让所有人都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与贡献有正常升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