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六周岁，开学季，父亲托人把我早早送到了学校。从此，我背起小书包，抱着小板凳，去了村西南一个叫“大庙”的地方，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那里有两排平房，前排最东头三间屋就是我们的教室，教室里东西排列着用砖支起的长条案子，这就是原始的课桌，同学们自带小板凳，按老师指令一排排坐过去，一排有五六个同学，一个班二十多人的样子。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鞠知亮老师，他一米六几的个子，国字脸，声如洪钟。上一年级时，教育尚未步入正规，鞠知亮老师没少领着我们到前边小河捞鱼摸虾，时不时做做老鹰捉小鸡、跳房、扛拐的原生态游戏，疯玩的比重大于学习，这或许会让现在的孩子们羡慕不已吧。那时，没有专家提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没有五花八门的兴趣班、奥数班，放学后，孩子们就兴奋地奔向弯弯的小河，广袤的田野。鞠知亮老师的教书生涯比较短暂，在不久之后的教师整顿中被清退，今年春天他不幸因病去世，年龄不算大，人生无常，令人唏嘘。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就搬到了村子北头的新学校。说是新学校，其实也是些破旧不堪的校舍。三四年级教过我的有沈守文老师、宓祥瑞老师，都是同村长辈。沈守文老师脾气好，性子慢，讲起课来慢声细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声音不能覆盖全堂，同学们得使劲支着耳朵听，若让校长评课的话得挨批评的。他教作文的方法就是把一篇范文抄在后黑板上，让我们背，其中常用的作文规范语言就是：忽然，某某某的话或事迹闪现在脑海里。不苟言笑的宓老师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后来经过努力，考上了师范民师班，他毛笔字功底过硬，过年时，常常无偿给村里老少爷们写春联，秋收秋种拾掇完了，村子里结婚的多起来，也有喜主请他写喜联的，他都欣然应允。还有一位女老师，好像是部队家属，个子偏高、富态白净，记不清名字了，教了我们一段时间的英语，那时在农村小学，连课本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开设英语课，不失为牛气之事，我三四年级就知道飞机是plane，是不是也应该骄傲自满大半辈子呢。
说来丢人，我小学上了七年，属本硕连读级别，四年级连上了三年，其中一年是集体蹲级造成的，就是整个班级全体同学都留了一级。这最后一年四年级是王宝心老师教的，我的学习成绩能名列前茅也是从那年开始的，王宝心老师是小学老师中最严厉的，拿教杆的次数多于拿粉笔，我那时就是小胆子货，怕被老师打，就使劲地学习，成绩才开始慢慢好起来，真得感谢王老师，感谢王老师那不断新旧更替的教杆，尽管从未被王老师打过，但那教杆就像马鞭一样，成为我扬起鞭来才奋蹄的动力。
小学毕业班时，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侯小波老师。侯老师教学水平高，讲题思路清晰，说话轻声细语，循循善诱，他是少有的公办教师之一。其父老侯老师是我父亲的老师，他们爷俩教我们爷俩，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如同我父亲对他的侯老师非常敬重一样，我也从心里钦佩我的侯老师。朱洪奎老师教我语文，是稀有的师范毕业生。毕竟科班出身，知识面渊博，又是第一个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尽管夹杂着一点马庄腔，在当时已是相当洋气了，这些足以换来孩子们无数的崇拜目光。多年以后，朱老师调到了城里纺小、实小，偶有联系。教常识的刘长烁老师是我本家叔叔，他写字好，文化功底不错，后来也考取了师范民师班。常识课以背为主，他喜欢挨个过堂，谁背不过，二话不说，罚站！刘老师后来调到了教育局勤管站去了。一九八三年，我们班考臧家庄重点初中取得了突破性战绩，上线十几人，比起几乎撸光头的上一级那可谓风光无限。后来听说，教育组奖励他们三位老师去登泰山而小天下了。小学五年级那年，学校进了蟊贼，偷走了一块12英寸黑白电视机，整个村子都震惊了，我回家只字未露，父亲见我狗肚子里能存二两香油，以为以后能有大出息，能当个县长啥的，后来果真当了，是外号，是那种永远不用担心被免职的那种。
岁月无情，年少不再。我怀念那些渐行渐远的小学时光，我更想念那些传道授业的小学恩师，祝福他们。
(作者系实验初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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