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直喊娘为孃孃的，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我与娘命里不合，为了我好养活，娘就故意让我舍弃了“娘”这个最亲的称谓。
姥姥门前唱大戏，姥姥家是当庄，唱茂腔的戏台就搭在我村村前一块高高的空地上，娘说她就是一辈子离不开大马庄的命。
娘虽未进过一天学屋门，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逊于我，父母都是党员，一九六九年的某日，她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拳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二O二一年七月一日，喜逢建党一百周年，父母自豪地从社区干部手中接过“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那年，我的拙作《家有党员》在《今日诸城》头版刊登，我以父母为傲。
生产队时，娘是劳动积极分子。田间地头常常活跃着娘挑水浇地、送粪扬粪，收割晾晒的忙碌身影，她从不惜力，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偷懒”二字，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一九八三年，农村实行大包干，我家分得几亩麦田。娘忙着耩麦种、浇麦子、薅麦蒿，割麦，脱粒、扬场、晒麦、归仓。收割完之后接着套种玉米，那时几乎没有机械作业，无论播种、锄草、灌溉、掰玉米、剥玉米，都是以人工为主。娘在坡里劳作，一个汗珠摔八瓣，回到家还得洗衣做饭，陀螺般忙碌。四十年前，我村还是产棉区，从栽种，到挖垄眼，拿棉花杈，打棉花头，灭棉铃虫，到拾棉花，晒棉花，去棉点卖棉花，到最后拔完棉花柴，娘像一台永动机，从年头一直忙到年尾。爷抽空还得干木匠活挣点碎银补贴家用，地里的活主要靠娘一人操持，学校放假时，我和妹妹、弟弟象征性地搭把手，也起不了大作用。因为娘的勤快，我家的庄稼无论长势还是收成通常都是村里最好的。
白天忙碌了一天，娘又在昏暗的灯光下，戴上顶针，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补衣服。我上初中、高中时，每逢周末，娘都会给我烙上一锅令妹妹垂涎的香喷喷的杠饽饽，炒上满满一饭盒油汪汪的咸菜丝，让我带到学校去吃。
一九九五年底我结婚了，一九九七年儿子出生，娘又有了新任务，开始忙着帮我带孩子。约十年后，娘又去青岛给弟弟带孩子。那时弟弟家住六楼，下边还单独有两层沿街房，娘背着我侄子能轻松爬上八层楼。看孩子这活，不比种几亩地省力，不仅忙，而且担是非，唯恐磕着碰着孩子，天天如履薄冰。好在娘那时身体挺好，用她自己的话说，从没有吃过一个药片，天天干活，好像从来不知疲倦。
十多年前，娘患上了糖尿病，她开始大把大把吃药，时不时还得去医院挂上几天吊瓶，娘很是无奈，常常感叹自己不中用了，拖累我们做儿女的。由于病痛的折磨，眼瞅着娘的身体日趋苍老羸弱，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无力减缓她变老的节奏。爷由于十几年前患下肢股深静脉血栓，腿脚愈发不利索，食品站后那几亩麦田已然是种不了了，父母是农民，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视土地为命根子，但出于无奈，只好恋恋不舍地把它交给我二舅，二舅种地全靠粗放，搁以前，娘是极看不惯的，如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几年前，爷娘虽然身体不好，侍弄个小菜园还是不在话下的，但自从染上新冠后，尤其是爷在前年磕着腰了，走远路都得拄拐杖，娘又在去年动了手术，侍弄小菜园显然已力不从心了，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把心爱的小菜园交给三舅、三妗子打理。以前回老家，临回城时，娘总是把小菜园里的时令蔬菜、亲自腌制的糖醋蒜、大锅蒸的老面馒头装满后备箱，传递着对儿女的那份浓浓爱意。
在我们老刘家，除了二孃孃，做面食板正的就是娘了。无论是蒸馒头、包包子、烙火烧、包水饺，还是擀面条，都相当漂亮，她一向看不惯我们做的，大多亲自动手，说我们是帮倒忙，不够生气的。这几年，身体大不如前了，每次回老家，包水饺等活都由我和妹妹大包大揽，皮子厚薄，肉馅咸淡，娘不再指指点点，任由我们粗制滥造，这也是无奈之举吧。自去年开始，妹妹见娘蒸一锅馒头都累得不轻，就劝她以后不要蒸了，买点现成的吧，自那之后，每次回老家，妹妹就在城里小家蒸些馒头、烀点玉米饼子给父母带回去。娘总是无奈地叹口气：真是不中用了，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了了。
人这一辈子呀，父母和儿女本身就是相向而行的，起初是越走越近，总有一天会擦肩而过，尔后便是渐行渐远。人生如同一场戏，前半场，当父母的看着儿女在一天天长大，满心欢喜，后半场，儿女眼瞅着父母一天天变老，满怀惆怅。某一天，我突然发觉走路带风的娘步履蹒跚了，不禁鼻子一酸，一种无助感和椎心之痛顿时袭来。
娘的无奈，其实也是我的无奈呀。
(作者系实验初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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