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文
　　这是一个秋日的凌晨。天空一片漆黑。诸城市区，超然台下，借着不远处的路灯光，我早起在这里散步。
　　朦胧光色中的超然台，巍峨静卧。台基是高大的城墙，台基之上的亭、房隐没在黎明前的黑色里，惟有城墙垛口隐约可见。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建筑，是一种深厚文化的物化表现。超然台是什么文化的体现？
　　遥想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大文豪苏轼由杭州太守改任密州（今诸城）太守，从生活于雕梁画栋的江南，转而栖身于木椽土舍的诸城，从流连于西子湖畔，转而徜徉于桑麻之野，从饱尝鱼米之美味，转而以杞菊粗粮果腹，其中的生活落差是巨大的。然而据史料记载，一年后苏轼反而更胖了，原来的白发也变成了黑发。这其中有何奥秘？
　　“超然”就是答案。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生活、对官位超然达观。在他看来：穷地方也罢，富地方也罢，都是为乡亲做事的；治下百姓多也好，少也好，都要让他们过好生活。个人得失恰如那明月总有阴晴圆缺，何必烦恼！
　　也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这位太守重修了诸城城墙上的一座“废台”，这就是超然台。而这位超然台重修者对生活的态度，恰是超然文化的主要内涵。
　　超然台可谓是一座“高大上”的台子。苏轼将之重修，并为它作记；唐宋八大家中另一位苏家文人苏辙为它命名，作《超然台赋》；命名的出处是老子《道德经》中“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论述。
　　超然台自建起来后，又承受、经历了多少风雅荣光之事。苏轼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在此台上一气呵成的。而自苏轼之后，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登临此台，南望北俯，把酒临风，口吐珠玉，狼毫留句。“超然四望”，成为位列首席的古密州八大胜景之一。
　　正是因为文人、文化的参与，超然台不再是一堆砖瓦泥石的集合，而成了让人流连思考的人文景点；不再只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平台，而是一座集纳超然文化的高台。
　　细捋起来，超然台所展示的超然文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安贫乐道”“用之则行，不用则藏”等态度的写照，它已成为山东乃至中华民族的性格。
　　对这种文化，孔子借赞扬颜回而赞扬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对生活的超然。是啊，用竹筐盛饭吃，用瓢舀水喝，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乐在其中，这是何等超然的“贤人”！
　　对这种文化，孔子还借赞扬蘧伯玉而赞扬过：“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对官位的超然。是啊，像蘧伯玉这样，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政治昏暗就退居林下，不因贪恋官位而身染不洁，这是何等超然的“君子”。
　　孟子则认为，颜回那种安贫乐道的行为，与大禹、后稷那种不顾小家、积极入世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实，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有这种失意时不以己悲、乐观超然的态度，才有得志时轰轰烈烈、兼济天下的壮行。
　　这种文化哺育了一代代中国士人。他们或者把官位看得很轻，而把“仁道”看得比天重，有一种古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洒脱和坚定；他们对艰难的境遇超然达观，对物质生活和地位毫不在乎，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总之，他们无欲则刚、贫贱不能移，成就了一段段大丈夫的行为佳话。
　　不用从灿若群星的中国文人里择例，仅从诸城就能信手拈来两个范本。诸城人窦光鼐，乾隆皇帝的老师，他在做顺天府尹时，督导各村治蝗灾，一个满族旗庄，仗着与皇上同宗同族，硬是不把府尹的部署当回事。窦大人的倔劲上来了，就是扒了这身官衣，也要惩治这个皇庄！结果治蝗顺利成功，而不把官位看得很重的府尹，也丢了原来的官位，被降级使用。但他毫不在乎，在新岗位上干得有声有色。这是发达时对得失超然的一例。
　　另一位诸城人王尽美，则是穷困时超然的代表。去参观王尽美故居，最让我惊叹的是王家一贫如洗，王尽美出生在地主家弃用的一间草屋里。然而这个总共只有27年的生命，从没有为一己贫穷而产生一丝多愁善感，从未将眼光放在改变一己境遇上，他超然其上，豪气干云，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走上了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个年轻生命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多么让人敬佩！
　　超然台在历史上多次毁灭、多次重建，现在的超然台是2009年重建的，规模三倍于从前。人生超然可祈福，人生超然才能有所作为。
　　下次去诸城，还要看超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