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友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地名就成为人类交往的产物，所以，地名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无论山水、城市村庄，地名(域名)不仅具有定位、范围之功能，也具有穿越时空的记忆功能。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紧密相连，有的甚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人文印记。这是祖先留传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无论城市、山水村寨或建筑、街道)，会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扩展、丰富，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地名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人文记忆，更是一段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贯穿着文化记忆，是一种文明行为，自然会成为这个地方的骄傲和自豪，这对于传承中华文脉、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地名功能是很强大的，它除了表示城市、乡村、河流、山脉、建筑、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外，还蕴涵着命名时所赋予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人类活动痕迹等大量信息。所以，地名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生活的重大意义，如地图的标称、通信、邮寄等。地名既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一个地方历史的“活化石”，同时，还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旅游、考察、考证等文化活动，能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地名能够反映当地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地名的历史渊源和其中的故事。留住并使用老地名，保护历史记忆，保护地方文化符号，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地名具有传承性，也具有演进性，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传承的地名，一般不宜改变。有些虽然改了，缘由一定是多方面的，一是可能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更可能是由笔误或省事逐渐约定俗成造成的，也有的是作为文化纪事的书籍、文章编写人不了解或误释了地方文化渊源，率性而为以致传播造成的。
地名是地域文化的灵魂。大到国家小到村寨，名山大川，甚至一条小河、一个小小的高埠，一座建筑，一条街道，都有它的名称来源。经过历史的传承演进，这些地名就折射出历史演进的深刻痕迹，会承载着值得人们重视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果是影响不大的、不具有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承的地名，因为一时的失误、或假借或同音字等造成了名称的更替，并已经约定俗成地被接受，也就罢了。因它毕竟不是深涉地方重要文化的渊源。如舜王街道的大荣村，原名“营子”或“营里”。传说楚汉相争时韩信潍水囊沙筑坝拦水，在此击杀楚国大将龙且，成就了“潍水之战”这一典型战例。战前，韩信就在此一带驻扎，这里是他的营寨，后有人在此居住，因称“大营”或“营子”。现在的“大荣”村名，系上世纪中期刻公章时，误将“大营”错刻为“大荣”。还有百尺河镇市泊子村，该村本以庙和地貌取村名“寺埠”。清中期，村名写“市埠庄”，抗战时期，日伪政权给该村刻了个印章，将村名刻为“市泊子”。从此村名写作“市泊子”。这种误传以及更替，在诸城村名演进中确有不少，如居住在卢河流域的一些村庄，过去都写“xx卢河”，现在有的写作“泸”或“芦”，从卢河本源上说都是不正确的。还有昌城镇的杨义庄以及林家村镇的琅古尧村，亦是这种情况。
琅古尧村原来的称谓是“琅琊古窑”。“琅琊古窑”这个村名在全国具有“专名”，它不同于用其他方式命名的村庄具有通用性。村名“琅琊古窑”与秦人兴建琅琊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有关联的，它蕴含着秦人兴建琅琊台时的某些地理、历史、人文信息，也折射出这一带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从这层意义而言，琅琊古窑是个极富历史韵味和风情的地名，也是个非常值得后人品味、遐想和研究的不宜改变称谓的地名。琅琊古窑这个村名，为研究秦始皇巡行这一地区和兴建琅琊台以及周围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应属于诸城地方文化宝藏的范畴，因而也是诸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现写为“琅古尧”，这一变化，虽然简化、上口、易记，实际上却割裂了与历史的联系，丧失了原有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成了纯粹的字面形式。
还有近些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的“卢山”“卢河”之名。卢山原称故山，又称横山，汉代诸城东有县称“横县”。“所谓横、故山者，山本名横山，县因山以受氏”。后世改称卢山，系因秦朝博士卢敖奉召到海中求仙药不果，为避始皇之加害，遁于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避而不出，后人为纪念卢敖，山以之得名“卢山”。清《山东通志·仙释传》云：“卢敖，始皇时为博士，诏采药海中，东至合丘(汉之横县，今卢山北一带)，见一石洞，洞口如斗，遂匿不出，辟谷导引，世谓之休粮洞”。卢山以卢敖得名，卢水则因古籍记载卢河发源于卢山而名。卢山是人文之山，卢河是人文之河。《水经注》《太平寰宇记》《齐乘》等典籍中，均称卢河(水)、卢山。明万历《诸城县志》、清乾隆《诸城县志》中都依此称。如明万历《诸城县志·卷二》记载：“卢山，县治东南三十里，相传秦博士卢敖遁此，故名”；又载“卢水，卢水河出县治东南二十五里横县故山，世谓之卢山也”。清乾隆《诸城县志》因之。现在，虽然有些书籍甚至地图上写(印)为芦山，用了但不能说明就是正确。1993年的《诸城水利志》中，山写作“卢山”，卢河却写为“芦河”。后来出版的两部《诸城市志》也因袭了这两个名称，这个“芦”字系误用，只是审稿中的一时失误，并非有意引用。
在地名上造成的这些误用误传，以致产生歧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是在书写使用(尤其公文)地名的人没有深入探究、查询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仅凭想当然就用在了材料里，甚至上报到政府，从而造成了误用和错用。
地名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见证着历史发展的曲折和荣耀，也蕴含着地方文化的某些重要历史信息，我们在使用这些地名时，应加强对包括特色地名在内的村庄、山脉、河流、建筑等具有传统文化渊源事物的保护传承力度，尽力维护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为后人保留和传递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精髓，无疑，这对地方文化的挖掘、发展、繁荣是极其有益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崇拜，就是因为我们的先人把它代代相传，脉络不断，历久弥新，得以弘扬。
事实上，许多的历史典籍内也都存在不同的文字失误，这很正常，重要的是那些想搞或正在搞地方文化研究、挖掘、宣传的人，要从中辨别这些失误，查询资料，追根求源，深入研究和了解，纠而正之，不致使具有传统文化的地名、专名之内涵产生歧义，才是搞地方文化人的责任，也是上对祖宗、下对后人的正确做法。不能因为某一种书籍或政府文件里误(定)用了地名，就循着错用，否则就是以讹传讹，割裂了历史传统文化文脉，造成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若如此错下去，难以对祖宗和后辈有所交代。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会理事，诸城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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