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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教育内部，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教师水平不高、教材编写不当、教学理念落后、教育评价与选拔标准不科学、教育督导不力等因素；在教育外部，有传统的教育观、不合理的人才观，不断蔓延的社会攀比和功利心态等多重因素。教育内部和教育外部的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越减越重。

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减负规定”，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非但没有让学生的书包真正轻下来，反而越减越重……这到底是为什么？根子究竟在哪里？

减负就像看电影，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也得站起来

焦虑交叉蔓延，“加压增负”成趋势

在就业“压力山大”的今天，好工作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好工作需要好大学，好大学需要好高中……层层传递，连幼儿园都要上最好的。

从纵向看，近年来，“唯学历论”逐渐被“唯名校论”取代，一些单位招工开口“211”、闭口“985”，如果本科“出身”不好，即便你读了名校的研究生，也可能免谈。就业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纵向的焦虑层层传递，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负担层层叠加。

从横向看，盲目攀比之风“罪不可赦”。有专家说，就像看电影，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便不得不站起来，结果，所有人都累得要命，但谁也没有得到额外好处。在减负问题上，学生之间、家庭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的盲目攀比，让大家都“站着看电影”，都很累。

对家长而言，无论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为了孩子就业的“里子”，都在给孩子“增负”。学生在校时间短了，课外辅导班的时间就长；老师布置的作业少了，家长“加码”的分量就重。让孩子减负，亲爹亲妈都不干！

学校的“欲减还休”其实也很无奈。老师们说，如果不能保证所有学校都减负，那岂不是谁减负谁吃亏？其实，在学校内部，也存在班级之间、科目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之间的竞争，谁都不愿先减。

纵横交错的教育焦虑交叉蔓延，“加压增负”就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

学生“拼性命”，家长“拼财力”，老师“拼时间”

考试制度不改变，负担减不下来

在一个家长QQ群里，不少人对学校“减负”反映强烈——考试制度没变，光“减负”有什么用？

目前的考试选拔机制，一次考试定终身，一分之差决胜负，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榨出点滴分数，学生“拼性命”，家长“拼财力”，老师“拼时间”，谁还敢想“减负”的美事？

教育资源不均衡，也是减负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优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个别有钱、有权、有关系的人可以择校、择班、择老师，而没有能力拼钱、拼权、拼关系的家长，就只剩下“拼命”了。“拼”字当头，“减负”就必然成为幻想。

有人把加重中小学生负担的板子打到学校身上。因为很多学校违反“减负令”，以考试成绩对学校、教师、学生排名。但一些校长反映，没有排名怎能奖勤罚懒？吃“大锅饭”如何调动积极性？“因为减负把学校的牌子砸了，我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直接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呢？一位特级教师认为，学生成绩与教师绩效工资密切相关，老师的负担减不下来，学生的负担又怎能减下来？

监管无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难辞其咎，但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对地方政府而言，升学率、重点率也是投资环境，事关招商引资和GDP增长，实在是马虎不得，减负必须三思而后行。

政府一减负，培训跟风涨，教辅不甘寂寞

强大利益驱动，“围剿”减负政策

今年初，北京严令“减负”，“京八条”出台当天，多家上市教育培训机构的股票大幅上涨。一位炒股的家长道出其中奥秘，“孩子们在校时间少了，上辅导班的时间就多了，对教育板块绝对是利好。”

“政府一减负，培训跟风涨”。多年来，在“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相关利益主体的跟风造势和“劣性互动”，成为减负屡减不降、频频反弹的重要原因。

强大利益驱动对减负形成“围剿之势”。有数据显示，未来5到10年，我国中小学教育培训市场潜在规模超过3000亿元。我国每年参加各类培训的青少年儿童超过1亿人次。在大中城市，90%以上的小学生在课后接受各种各样的辅导培训。

虽经多番规范治理，但辅导培训市场依然火得“一塌糊涂”。以北京市小升初的“占坑班”为例，成千上万的家庭为孩子“占坑”花费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所谓“占坑班”就是培训机构为名校“选优”，小学生只有进班，才有可能被“点招”进入相关名校。调查显示，多数“占坑”学生都会选择2—3个“坑”，投入巨大，耗时费力。尽管如此，“占坑班”被认为是普通家庭子女进入名校的“公平途径”，被称为“无权力者的权利”。

“占坑班”只是形形色色培训班的九牛之一毛；与培训班并驾齐驱的还有庞大的教辅书产业链，年产值已过百亿元。

不论是培训班还是教辅书，最终还不都集中到中小学生身上？孩子们的负担又怎能减得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