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小时候拼命逃离的地方。故乡，是年老了想回回不去的地方。故乡是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故乡是清明的一柱香，是中秋的一轮月，是春运的一张票。
　　第一次离家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那时我七岁，大哥十二岁。
　　父亲安排我们到“西北岭”锄地瓜，暑天的太阳正旺，头皮被晒得生疼。瓜秧从地瓜岭上趴着往下生长，然后又向相邻的地瓜岭上攀爬，并极力伸展它的藤蔓。地瓜秧有长有短，与地面接触的一面接地生根，但它不扩岔，只是“一根筋”地往前蹿。藤蔓的生命力很强，阳光普照，暖风吹拂，接上一场小雨，便密密麻麻地铺展开来。一眼望去，明亮的阳光底下，大片茂盛的地瓜秧绿油油地覆盖在起伏有序的大地上。我在地瓜岭的沟底站着，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一片绿色的海洋和起伏的波浪里。
　　锄地时，大哥拿着一根榆树枝做成的翻秧杆子，杆子的顶端削成尖。他示范着教我把秧蔓从地瓜岭的一面翻过去。他弯下身子，手握杆子粗的那头，把带尖的一头贴着地面伸入藤蔓底下，然后双手握住杆子，尽力向上平举，只听得秧蔓离开地面时“咯吱咯吱”的声音，好像集体喊着号子，然后顺从地随着杆子被翻滚到地瓜岭的另一侧。这时，瘦弱的一些青草露出来，稀稀疏疏地散布在裸露的土壤上，只得等待着被锄掉的命运了。
　　大哥教会我翻秧，他负责在后面给地瓜岭锄草翻土。
　　大哥的身高也不比那锄柄高，但他弯下身子，双手握住锄杆，很带劲地锄起来，看着就是行家里手。那锄头在他操纵下，前后运动，上下有序。起伏间，地瓜岭上薄薄的一层土皮就被剥离，散碎的土壤听话地翻转、覆盖在地瓜岭的斜坡上。直到现在，我也没学会那技巧。现在想来，“锄地瓜”似乎是一门艺术，古老、坚毅。那连续不间断的动作，像一首清脆的歌，像一幅厚重的画，像长江黄河的水，从远古流淌到现在……
　　锄地瓜是很累很累的活，我嫌翻秧太累的时候，大哥就让我锄地试试。我是拿不动那锄的，更不要说指挥锄头运动了。无奈，还是回去翻秧。低头，弯腰，插杆，举臂，起身，挥动胳膊翻转。如此连续重复的动作，很快就消耗掉所有的体力了，更不用说那娇嫩的脸皮被炙热的太阳烘烤着。
　　大哥可能也很累，但他锄地的速度很快超过我翻秧的速度，于是就催促我：快翻！早锄完早回家，免得被太阳暴晒。
　　大哥的汗珠不比我少，脾气也逐渐大了起来，待到锄头赶到我脚后跟的时候，不耐烦的吼声会向我喊来。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声音更大，更大的声音里含有了抱怨和责备！
　　暴晒，劳累，紧张，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怨恨。恨这秧蔓怎么这么结实地扎根在土地里，又那么长远地去横跨几道沟岭，恨这长长的地瓜岭抬眼望不到头……怨恨的情绪更加减缓了劳动的干劲和效率。
　　于是，在大哥最后一次吼叫声里，我愤愤地把杆子扔在一边，拔腿就走……
　　大哥急眼了，怎么喊也喊不住。无奈，他只有自己翻秧自己锄地了。
　　当时，我何曾想到，那片地瓜就是我们全家人半年的口粮啊！
　　回到家的大哥自然对我没有好脸色，愠怒中似乎带有上告父亲的威胁。我的恐惧和无助感也随着父亲的回家而袭来。于是，趁“战争”没有爆发，便溜了出去。
　　我到了东南岭技术队的院子里睡着了。七年后，我的严厉的父亲就埋在那里，后来，那一片坟地里便埋葬了我好多的长辈和亲人。中午的阳光照得我暖洋洋的，翻秧的劳累让我睡得深沉舒坦。直到梦里母亲轻柔的呼唤和手边温柔的抚摸把我弄醒。醒来，一只肥胖臃肿的大蛤蟆慢慢地从我的手背上爬过。我静静地欣赏它慢慢攀登我的胳膊和躯体。到我胸口时，它停下来抬起头，两眼盯着我的脸看着，张开口，好像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一缕阳光落在它嘴里，泛起金色的粉尘，耀着我的眼。哈欠打完，金色阳光溢出，布满了它全身。于是它背着一身金色非常满意地低头翻越过去，落到另一只胳膊上，缓缓地、自由自在地回到它的草丛……
　　蛤蟆对我是可亲的，犹如菜地里的黄瓜和西红柿。队里的邻居二哥从菜地里摘来黄瓜和柿子，用井里提上来的清凉的井水洗了给我吃。那黄瓜的香脆和柿子的酸甜，就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味蕾里。
　　这次的逃离是短暂的。满身是汗、脸色通红、眼里含着爱怜和愠怒的母亲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树枝条子，在回家的路上赶着我，就像赶着她那只走丢了的大白鹅—————在我高考岁月里为我补充营养下蛋吃的大白鹅。
　　后来，母亲说，午饭时没见我回来，大家都着急。奶奶让大哥去了县城；县城上班的二姐急匆匆赶了回来；一家人都没吃午饭，左邻右舍的人们都跟着为我忙活了半天……
　　庄稼地里的劳作是辛苦的，祖祖辈辈的辛苦劳作，也很难让农家生活有根本的改变，于是读书高考就是当时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了。
　　真正让我离开家乡的是到县城读书和高考。